但是，袁崇焕从平台召对到最终被拿下，既未狠揍皇太极，也未收复寸土，唯一真抓实干做的一件事，就是杀了毛文龙。

    毛文龙是各方都不喜欢的人。他是辽东的东江总兵，东江的几个海岛，在当时就是明朝伸进后金与朝鲜之间的一个楔子。朝鲜是明朝的附属国时，经常向明朝告毛将军的状，因为他时常借东西不还。后金从明廷手里抢走朝鲜后，恨毛将军的又多了个皇太极，因为他不好甩开膀子与明军干。袁崇焕到任后，毛文龙又不断“讨薪”，要袁崇焕解决欠饷问题。

    毛文龙的实力不是很强，但战略威胁太大，被人从背后插一刀的感觉，谁都受不了。袁崇焕的军事素养很高，战略、战术都不是外行，但他居然把毛文龙给杀了。袁崇焕要杀毛文龙，直接原因是他不服从调动，并且无法正面沟通。但不经审判，当场把一个总兵给杀了，袁崇焕当时也没有受到任何追责——这与他有尚方宝剑，拥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没有关系。按照明制，尚方宝剑只能杀总兵以下的将官，这个袁崇焕清楚，毛文龙也清楚。袁崇焕杀毛文龙时，用的是“圣谕”——崇祯皇帝要杀毛文龙，所以袁崇焕心安理得，毛文龙无话可说。

    究竟什么原因，崇祯与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碍事。毛文龙的人头，很能证明明廷和谈的诚意，此时的袁崇焕，与皇太极谈出了成果。后金方面有些诚意，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往来书信中，主动去掉了自己的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崇祯二年，1629年）。这年四月，皇太极致书袁崇焕，要求明朝铸给“金国汗之印”，袁崇焕没有回复。皇太极再催，依旧泥牛入海——这么大的事，袁崇焕应该是作不了主的。

    袁崇焕不答应，可能是认为皇太极开价过高。为了证明这个价码属于“优惠价”，皇太极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说明。这年十月，后金军绕过宁远、山海关，由大安口毁长城攻入内地，占领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城，进而围困北京。袁崇焕吓坏了，赶紧去追，在北京城外追上了后金军队。皇太极没有攻下北京，但后果太严重：袁崇焕进城去跟崇祯帝解释，只是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出来。

    袁崇焕于次年被崇祯帝下令凌迟处死，一百多年后，清廷宣布：崇祯中了咱的“离间计”！其实，清朝《满文老档》中关于袁崇焕与后金秘密往来的记载详实，后金“离间”明朝的证据并无多少说服力，而且明朝锦衣卫的侦察水平一直不低，骗人不是一件容易事。崇祯帝要杀袁崇焕，“叛国”“投敌”的指责，只在逮捕袁崇焕时的圣旨：“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郊，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

    《国榷》中的这段记载，在八个月后对袁崇焕正式判决与定性时，《崇祯长编》中有了重大更改：“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为崇祯帝担负秘密使命的袁崇焕，国家需要卖，又没卖上价，还造成严重后果，这才是崇祯帝恼怒的真正原因。

    袁崇焕替崇祯帝背“黑锅”，最终被剁成一堆肉酱。虽然对袁崇焕家属的处理“皇恩浩荡”，但毕竟还是吃力不讨好。袁崇焕死后，这种不明不白的事，很长时间再无官员肯干了，尽管后来皇太极又多次向明朝表示，“如天朝许款情愿休兵”，甚至找大凌河战役中被俘的监军兵备道张春，让其为后金上表明朝请求议和，但明廷既没出现秦桧，也没出现袁崇焕。

    可当秦桧的，其实还有一个人：兵部尚书熊明遇。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他授意宣府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在张家口与后金官员“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达成局部和解协议。但是，尝试失败了，崇祯帝心中始终有个“尧舜”的结，只要不是山穷水尽，他都不肯做有失面子的事。崇祯十一年（1638年），阁臣、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是与崇祯关系密切的重臣，又授意辽东巡抚方一藻尝试议和。杨嗣昌长期主导国内的平叛工作，深知同时开辟国际、国内两个战场的不可为，竭力主张与清议和，但崇祯皇帝予以“切责”，谈好的条款无人签字。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锦之战败局已定，崇祯帝紧急召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让其见机行事，重启议和。陈新甲委派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携带崇祯皇帝敕书，前往沈阳。国内的局势，已迫使崇祯帝将更大的精力转移到与清的议和上。据《明史》《清太宗实录》，议和期间崇祯帝“以议和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五月，马绍愉率领的上百人议和使团，在沈阳与清方谈判。此时明清之间的实力对比已大非往昔，境内“盗贼蜂起”、中原势如瓦解的局面也为清方洞悉，这正是勒索的大好时机。清方本欲让明朝“纳贡称臣”，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达成以“两国”相称，“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明）界，以塔山为我国（清）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

    互市，当然是清国的“人参千斤、貂皮千张”，换明朝的“金万两、银百万两”。代价当然大，但与明朝的江山以及无法承受的军费相比，也算是毛毛雨了。

    得到密报的陈新甲、崇祯对这个结果显然比较得意。一旦清军的威胁解除，最有战斗力的明军腾出手来，农民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因为高兴，陈新甲估计酒喝得太多，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被他随手扔在了桌子上。不巧的是手下人做事太负责，误以为桌子上的密函是份《塘报》，需要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

    崇祯帝进行的议和行为，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仅有几个人知晓这一核心机密，没有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识，更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基本的舆论氛围都没有。历史上，主持议和者无不背恶名，陈新甲的议和，自然又被斥为“顿忘国贼”“损威辱国”。

    面对群臣哗然，陈新甲一点也不紧张，因为他底气十足。在一些场合，陈新甲更是自诩其功，吹嘘自己办了一件皇帝想办而终于办成了的事。崇祯皇帝的底细，被暴露给了群臣。陈新甲缺乏担当与谋略，让崇祯皇帝愤怒之极，于是把议和说成是陈新甲擅作主张。关在监狱中的陈新甲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犯了个低级错误，揽过责任，上书乞宥，崇祯根本不买账，要立杀陈新甲，以平息舆论。

    舆论压力好解决，军事压力怎么办？大学士周延儒、陈演觉得应该给陈新甲留条后路，这也是给大明朝在留后路啊！真的彻底堵死议和之路，明、清之间还会有第二次机会吗？

    但是，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仍旧被斩于市。陈新甲死了，他带走了明朝的秘密，也带走了明朝生存的机会。战不能胜，败不能和，崇祯皇帝飘摇不定的心思，让他离死亡越来越近了。

    四、守与走

    崇祯帝之死，死于内外夹击。他本来仍然可以不死，因为他还可以跑。宋高宗赵构逃跑时，连匹像样的马都没有，最终都跑成了。崇祯帝至少有御林军，有轿子，居然没跑出京城。

    崇祯帝不是不想跑，而是事不顺心，最终跑不成。

    内忧外患骤然升级的崇祯朝，“南迁”问题数度进入最高统治者的重要议事日程。所谓“南迁”，就是崇祯朝在京师难保的形势下，主动作出战略放弃，迁都南京。与历代王朝不同，明代长期实行“两京”制度，当年朱棣迁都北京后，仍旧保留南京为留都，并一直配备相应的中央机构。国家危难之际，“两京”制似乎又是明朝歪打正着的政治优势。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再次入塞时，朱由检想到了迁都。《三垣笔记》载：“上以边寇交织，与周延儒议南迁，命无泄。”

    首都长期处于满清的兵锋之下，迁都南京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行，但这场南迁之议由于天启懿安皇后张氏的反对而作罢。这个女人，最初让他下定决心来当皇帝，最终又无形中让他死在了皇帝的宝座上。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遣兵东渡入晋，志在灭明，京师形势更加危急，明廷再起南迁之议。《明季北略》载，李明睿等奏请南迁，崇祯单独召见李明睿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从襄赞，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

    朱由检的本意是自己迁往南京，留内阁等一班官员留守京师，但未能如愿。二月初一，大顺传檄到达御前，檄文有“将于三月十五日到达京师”之语，君臣上下甚为恐慌。二月间，大顺军刘芳亮等部已出河北，基本完成了对京师的包围，京师形势急剧恶化，朱由检安全南迁已困难重重。《明史·李邦华传》载，此时“邦华密疏，请帝固守，而太子监国南京。帝得疏，意动，绕殿而行，将行其议。中允李明睿，亦疏言南迁便”。可是，这个折中的南迁方案最后还是胎死腹中。

    紧急关头，唯有南迁才是可用之策，崇祯朝的两次南迁方案，为何不能实行？除了朝廷对大顺军战略意图缺乏有效应对之策，崇祯帝困顿于政治顾虑外，便与光时亨等人的强烈反对密切相关。

    崇祯帝廷议时，李明睿曾援引宋室“南迁”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提出只有“南迁”方有中兴希望时，《明史》称光时亨拍案而起，“以倡言泄密纠之”，并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1585-1671），字太虚，南昌人。虽然《明史》《清史稿》等均无其传，但他确是明末清初颇有影响的诗人、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著名作家谭元春、吴伟业均出其门下。京师陷落后，李明睿一度进入李自成与满清政权，随后又南下加入弘光政权。

    但在崇祯朝，李明睿是最能契合崇祯隐微内心的人，也是深受崇祯信任的人。崇祯十七年正月，崇祯帝“升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管左春坊印”，破格将其由正六品提拔为正五品。

    尽管如此，光时亨却偏偏将矛头对准李明睿，拿皇帝的身边人和皇帝信任的人开刀。

    对于李明睿的主张，光时亨肯定清楚其中的背景，知道这不是李明睿的个人意见。光时亨之所以仍旧有胆有言，同样有着深厚的背景，支持他的便是陈演。

    周延儒罢相身死，陈演代为首辅。《明史》称陈演为人“既庸且刻”，事实上陈演聪明绝顶，他知道一旦崇祯“南迁”，他自己就会带队留守京师，下场不会比周延儒更好。皇帝“亲征”南迁的第一方案搁浅后，其后太子监国变相南迁的方案，同样遭到光时亨的阻挠。《石匮书后集》载：李明睿等奏请太子监国南京，而光时亨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唐肃宗即李亨，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唐玄宗西逃时经马嵬驿兵变，李亨继位，后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崇祯内心并不愿唐玄宗、唐肃宗历史的一幕重演，光时亨此语，显然刺中他的心病，他最终无路可走，被迫死守京师，直至自尽。

    如果没有光时亨的反对，如果朱由检真的迁都南京，如果大明朝后与李自成或满清一方出现政治联姻……历史的万般假设，因为光时亨的出现，都成为泡影。无论如何，光时亨确实改写了历史。这位光时亨，究竟何许人物？

    光时亨（1599-1645），字羽圣，号含万，桐城人。

    关于光时亨，野史中的形象，那是相当灰暗，只有轶事，显出格外的生动和有趣。

    光先生的著名商标是“鸟人”牌，人称“洗鸟御史”。据说当年的内阁首辅温体仁，外面的形象很威猛，里面的形象却很猥琐。按照祖传秘方，光时亨每天坚持用“洁尔阴”之类给温大人冲洗阳物，直到大人活力再现。光先生为自己洗出了前进的道路，从县里调到了京城，把自己洗成了监察御史。

    光时亨家乡的史籍，则完全不同意这类损人不利己的说法。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对光时亨总的评价是：光先生“少有俊识，敢决事，性不能容恶”。《桐旧集》记曰：光时亨“性刚直，独立无援，忌者以阴迁为名诬杀之。海内知其冤，莫不相向流涕”。《桐旧集》中收录的光时亨第一首诗，便是《南楼誓众》，完全是一个国难担当者的壮士形象：“人臣既委质，食禄当不苟。受事令一方，此身岂我有。即遇管葛俦，尚须争胜负。矧今逢小敌，安能遽却走。仰誓头上天，俯视腰间绶。我心如恇怯，有剑甘在首。读书怀古人，夙昔耻人后。睢阳与常山，不成亦匪咎。沥血矢神明，弹剑听龙吼。”

    从个人禀性到为官处事，地方史对光时亨的看法，都与相关正史、野史迥然相异。据《桐城耆旧传》等地方史籍记载，光时亨为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初授四川荣昌知县。这个时候，陕西流贼已经蜂起，天下大乱。县里有一帮热心公益的志愿者，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为县城修桥。光时亨说：贼早晚要到，城墙破旧，应当毁桥买船，用修桥石来修整城墙。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光县长果断拍板：稳定压倒一切，先抓维稳，后搞建设！城墙修好，流贼也来了。现在，城墙很坚固，河上又没了桥，流贼自认倒霉吧！

    光先生的先进事迹，传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他。面对领导的提问，光先生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朱由检感动了——“当对时，上为起立注视者三。”领导一般都很矜持，现在居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欣赏你，光先生真是太有才了！

    桐城地方文史中的光时亨，实在太完美了。为什么完美，因为还有一段：“桐城岁用兵，又年比不登，漕米三年未缴清。布政下檄补征，民疲病，无以纳，公疏请免之。”帮老家的百姓免交农业税，比给一个困难户发两百块钱强多了。看来，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真诚为家乡做好事——老乡不送你土特产，但会记住你几辈子！

    光时亨有没有投降李自成呢？野史答案是肯定的，说是李自成攻城时，光时亨与王章同守阜成门。王章尚在殊死抵抗时，光时亨拖着王章就跑。王章说：“事已至此了，你还怕死啊？”光时亨答曰：“这样死掉了，和普通士卒有什么区别？不如我们进城找皇上，找不到再死，那时死还不晚呢。”两人就这样走着，迎面撞上贼兵，王章大呼：“吾视军御史也，谁敢犯！”旋即被刺死。光时亨呢？“仓皇下马跪”，就这么一声不响地投降了！

    桐城地方文史，更不同意这些说法：北京城陷落时，光时亨正与御史王章巡城，王章被杀，光时亨大腿伤，逃入尼庵。半夜，准备追随崇祯上吊，被尼姑救了，没死成。过御河时，他与御史金铉一起投河，结果金铉死成了，光时亨没死成。天意如此，光时亨“遂潜行南还”。

    都是后世文人的追述，哪一种可能正确？应该是桐城文人的说法靠谱些。如果光天化日之下已当了叛徒，那就倒不如再当回叛徒，投李自成是投，投满清也是投，何苦只接一次客就洗洗从良，还自己跑到老东家这里来送死？可以侮辱人家的品格，不要侮辱人家的智商。

    但《甲申传信录》《弘光实录钞》等野史认为，光先生确实在李自成那儿闪过。《明季北略·北回目击忠逆定案》更是记道，光大人在李自成旗下受宠若惊，又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给尚在南明统治下的儿子写信：“闯逆召见，面加奖励，随谕以原官视事。时亨寄书其子有云：‘诸葛兄弟分事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

    光大人这水平，也不能说就比诸葛先生差。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历来都有个准确率问题。依光大人的观点，李自成完败不太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也不太可能，天下大势，中国再现“南北朝”或“三国”模式，当有相当的把握。那么，以诸葛前辈为榜样，孩儿们在南朝参加科举，老夫在北都工作，咱们几处做裸官，最终哪棵树倒了，都不太碍事……

    如此看来，说光时亨投靠了李自成，当是可能的。可信度高低不是看说的人多少，而是看是否符合情理。政治形势太复杂，谁有能耐谁看得准？明清易代之际，不读书的人看起来都像是三国，自己在新公司试运气，让子女报考老国企，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的光大人才算得上精明。

    但这事似乎又不靠谱，因为没过多久，光家的公子即大喊冤枉，黄道周很是同情，便走唐王的路子，为其办理了平反手续。如果正规的平反文件都不算数，历史也就没法子再读了。

    无论光时亨的人物属性是正面还是反面，叛变没叛变，是否得罪人，他都必死无疑，因为他确实犯了一桩弥天大罪，只是写在野史里不够吸引眼球——这个罪名明律上没有，中国唯一，世界唯一，且专为光先生量身定做，名曰：“阻南迁”！光时亨的旁征博引，让崇祯帝道义上体无完肤，堵死了崇祯的后路，只得违心固守北京。

    事后，崇祯对光时亨咬牙切齿。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

    光时亨不反对——朱由检南迁——明朝不亡，无论这个逻辑是否成立，朱由检不上吊，肯定是成立的。

    确定不走，坚守不过是一句空话。坐困京城的崇祯帝，很快处于李自成的兵锋之下。在这个紧要关头，崇祯帝收到了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的密奏，二人请撤关外四城，退守京城。崇祯帝异常激动，召集阁臣陈演、魏藻德等商议。但是，“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他们谁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崇祯帝报之以苦笑而不了了之。直到三月六日，崇祯帝才下定决心，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卫，但这些显然来之太晚。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军攻陷昌平，十七日攻至西直门外，勤王部队尚无踪影。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以宣威门投降，农民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陷落。崇祯帝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钟声没有召来一个人。面对冲天火光，崇祯帝去冠冕以发覆面，光着一只脚，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在这之前，崇祯帝密令收葬了魏忠贤，重复的一句话是：“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最后的关头，崇祯帝否定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与王承恩自缢身亡。

    “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心生执拗，居高位必误天下苍生者。”这话大半出于《春秋》，据说后来有人将这句话送给了王安石。其实，这话更适合送给崇祯皇帝朱由检……

    史可法：书生英雄

    史可法的母亲尹氏，梦见文天祥来到她的屋里，从而受孕怀胎，生下史可法。《明史》中的史可法，与《宋史》中的文天祥神似，但更色彩斑斓。

    一、秀才与兵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又字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人。

    史可法与文天祥同属末世英雄，但就人物形象而言，史可法与文天祥相去甚远：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宋理宗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史可法则“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长得矮，生得黑，眼睛还一闪一闪的，这与史家世袭的锦衣卫百户形象，还真的非常吻合。

    因祖上的荫德而世袭武职，到史可法祖父史应元这一辈，其实已经改变了。史应元中过举人，官至黄平知州，因为为官清廉，所以没有解决家庭脱贫致富的问题，无非比贫寒之家稍好一些。史家家风正派，史可法读书用功，崇祯元年（1628年）举进士，任职陕西西安府。这时，蜂拥而起的流民恰起自陕西，但史可法并没有参加平定流寇，因为他只是西安府的正七品推官，主要从事司法、审计之类的工作。史可法除了扎实的知识功底，更有超强的敬业精神，任职期满后便被擢升为户部郎中，督太仓及辽饷，这也是朝廷用人所长。

    民变的现实，影响着史可法。民军张献忠、罗汝才诸部，长期奔袭于今安徽及其与湖北、江西结合部，崇祯七年（1634年）冬，江南巡抚张国维提议将安庆、池州诸地巡抚分设，以集中解决这一地区的流寇问题。平定流寇通常是吃力不讨好，众多官员都因此结局凄凉，但史可法有着与众不同的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他大声疾呼：“国家养士，原为社稷封疆计。今若此，非所以报主恩也！”于是，经张国维的举荐，史可法于崇祯八年（1635年）春任江西右参政、安池兵备道，负责监督地方军事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其文官身份也自此一变。

    史可法在地方很受官兵与百姓的敬重，关键是他有亲民之心，能自觉与士卒同甘共苦。明季的官军条件艰苦，军营里甚至帐篷都没有，寒冬腊月都露天扎营。史可法同士卒一样夜坐草间，与士卒背靠背相倚，深夜的寒霜结满甲胄，欠身起来，一身冰霜嘎嘎坠地。

    明季的灾害殃及地域广泛而种类繁多，皖地蝗灾即为史上罕有。崇祯十一年，无数蝗虫自西北飞来，若云密雨骤。史可法组织官民进行扑杀，被打死的蝗虫堆积如山。但是，老的蝗虫打死了，新的蝗虫又来了，了无尽头，史可法几乎精神崩溃。深更半夜，史可法跪地祷告上天，每次都虔诚地焚尽三香。三炷香烧完，天也就亮了。精神的折磨，体力的透支，令史可法人更瘦，脸也更黑，手下的人倍感心痛，劝其休息，保重身体，史可法说：没什么的，我做秀才时，一个月也只睡眠七夜。当官以后，无非惰性大了些吧！

    史可法确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他身体并没有累垮。但史可法文官出身，更多的是书生属性，只是主观上有建功立业的思想，有为国分忧的精神。

    虽有运筹帷幄之心，决胜千里之志，史可法的军事才能却很平常，多年战果也屈指可数。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史可法因没有如期实现平叛目标获罪。这时，朝廷也是可用之人太少，官员不能处理太多，于是朝廷自己为自己找了个台阶，责令史可法戴罪立功。

    最要命的是，史可法没有灭掉流寇，还差点为流寇所灭。崇祯九年十二月，民军大举进攻桐城，史可法率军御敌，在距桐城三十里处安营扎寨，结果陷入民军的围困。夜深人静，几乎又是一番四面楚歌。绝境中的史可法苦思冥想：如果这样坐候天明，明天必定全军覆没。于是，史可法让几个人突围出去，到桐城县城求援。其实，县城里的兵力也非常有限，两家合起来也不是民军的对手。县令杨尔铭很年轻，也很聪明，打不过就不打。杨尔铭自己穿上军装，领着一大队人马去救史可法。这一大堆人马，什么兵器都不带，但每人的双手都举着火把，有多大嗓门就多大声嚷嚷。黑夜里，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民军里打仗不怕死的多，真读过兵书的少，一见这阵势，以为官军的主力到了，吓得赶紧自己跑了。

    能将民军吓跑，这也是一种实战经验。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潘可大等部四千余人在安庆府的宿松被罗汝才部包围。罗汝才与张献忠皆以凶悍著称，这次包围潘可大的民军有数万人，潘可大久战既不能取胜，也无法逃脱。军情紧急，史可法率部增援。远远地瞧见民军，史可法下令开炮。大炮轰鸣，震耳欲聋，史可法等着民军吓跑，可这一次大出意外，民军不仅不跑，还反冲过来，连着史可法部一起砍，因为这是白天。双方血战，潘可大战死，诸多部将自杀，随史可法逃脱出来的士卒，只剩下一千余人。

    史可法治军的效果，也相当不好，客观上是风气使然，末世的风气是从上到下一起糜烂的。史可法管辖的官军，多为陕西、山西的士兵。秦晋之兵，皆犷悍不率，优点是能打仗，但军纪不好，当过流寇的也不是少数。史可法的特点是治军严谨，要求官军要有个官军的样，否则这帮人就与土匪有得一拼。有个士兵因一桩小事，与当地的一个老太太起了争执，军爷本性上来，一箭把老太太给射死了。史可法闻讯大怒，下令军法从事，几十军棍打下来，这个小卒便一命呜呼。杖责，这是军纪规定的，打死一个士卒，史可法也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同伴被打死，士兵中的反响就大了。晚上大家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群情鼎沸，士兵哗变了。一群士兵提着兵器冲到史可法住处，正值夜间，史可法身边只有几个文职人员。史可法一看情形不对，连忙叫他们带着重要文书翻墙逃走，自己朱衣正坐堂上。黑夜里，史可法秉烛仗剑，神光照人，端庄可怖。这阵势，居然将闹事的士兵给吓回去了。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北方战事吃紧，史可法率师北援。行军至彭城，川兵不肯渡河。天下哪有这样的军队？养兵就是为了去打仗，当兵岂能怕吃苦，史可法强行下令起兵渡河。川兵仗着人多，根本不买账。史可法再一逼，部队又哗变了，幸亏将领李忠和见多识广，将哗变的士兵镇住，才没有酿出更大的祸端。但沿河一带的四百余间草棚，被哗变的士兵焚烧殆尽。

    监军五年，史可法不仅吃尽了苦头，更差不多死了四回以上。崇祯十二年四月，真正死去的是史可法的父亲。史可法是有名的孝子，父亲去世，史可法悲痛难当，痛哭数日水浆不进，手下的人好劝歹劝，史可法才勉强喝了一碗粥，这也是保住身体好为国分忧啊！按照明制，史可法应该回家“丁忧”守孝三年，考虑眼下情况紧急，朝廷准备按惯例让其“夺情”，也就是不执行“丁忧”规定，继续正常工作。但史可法坚决不同意，辞官回家“丁忧”三年。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史可法擢升户部侍郎，总督漕运。在这个以文职为主的岗位上，史可法如鱼得水，勤奋而敬业。内忧外患突出，战事频仍的明季，漕运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更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回到老本行，史可法不再是灰头土脸的官员形象，而是政绩斐然，并受到崇祯帝的器重。看到史可法办事得力，崇祯帝在想，要是剿寇的人都像他这样多好，哪还有许多窝心事！于是，崇祯帝准备让史可法去当凤阳总督。但御史刘达建议说：人有所长，史可法治理漕运是把好手，换到别的岗位不一定合适。

    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被罢，史可法才改任新职——接任南京兵部尚书。正是在这个任上，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他的头上……

    二、书生意气

    明朝自永乐朝开始实行“两京”制度，留都南京的衙门虽与首都北京相似，但权力与范围却与北京天差地别。和平年代的北京官员转任南京，通常是解决职级待遇问题，或是带有贬抑的意味，“二线干部”的色彩很浓。但史可法到南京任职，显然属于升官，因为南京兵部尚书毕竟也是尚书。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南京衙门的地位骤然上升，匡扶社稷的重任自然落到南京官员头上。北京连兵部都没有了，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自然由此而显得举足轻重，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的信息相当滞后。四月初一，崇祯帝的后事都处理完了，史可法得到的信息还是李自成逼近京师，准备率师北上勤王。直到十四日，史可法才从南下的官员那里确认崇祯帝已殉社稷。他悲痛欲绝，以头抢地，甚至准备自尽以表明对朝廷的忠贞。

    王朝的生死关头，史可法的抉择同样是进退维谷——崇祯帝自杀，王朝群龙无首，又面临清军与民军的双重打击。迅速谋立新君，做出有效的应对，才能避免王朝树倒猢狲散。南京官员在谋立新君问题上非常敏感，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史可法表现出的手足无措，直接导致他在弘光朝陷于政治困境。

    崇祯帝朱由检身死，三皇子均未逃出，继位者只能是各地的藩王。以血缘关系讲，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灜最有资格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太远，且均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继统更为妥当。除此之外，神宗的侄儿——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乱逃到淮安，拥立新君，他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恰在这时，福王朱由崧从封地洛阳逃到了江南，新君人选也由此变得明朗起来。

    朱由崧（1607-1646），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王朱常洵之子，崇祯帝朱由检堂兄，崇祯十六年（1643年）袭封福王，封地洛阳。李自成攻占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身材过于肥硕，众人帮助都上不了墙头，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子朱由崧身轻如燕，成功翻墙，尽管颜面尽失，流落江淮，形同乞丐。对鸡飞狗跳过日子的朱由崧来说，天子这顶帽子，本来是有机会顺理成章地戴在他头上的——他爷爷谋划了多年，一心想将他老爸扶成太子，结果被东林党给整灭了。现在，应该“物归原主”。

    崇祯十七年四月，南京诸勋贵大臣议立新君。无论就近救急，还是按伦序，排在队伍前面的，都是朱由崧。可是，由于牵涉到党祸问题，他又差点儿没有当成。东林党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东林党人将再次受到打击，因此一致反对立其为新君，主张拥立潞王。

    东林党以张慎言、吕大器、钱谦益等为首。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他以曾举荐赵南星而在党内地位显赫。吕大器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钱谦益则是在野的党首。诸人认为朱由崧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之“七不可”，从而主张“立贤”。

    “贤者”，即潞王朱常淓，明神宗朱翊钧之侄。清军入关，朱常淓随军南渡长江，寓居杭州。后来清军兵临杭州，朱常淓投降，“兵入杭，市不易肆”——天翻地覆，老百姓还照样上街打酱油，几乎就是和平演变。导演出这一幕的朱常淓，似乎不是一般的“贤”。

    究竟是立朱由崧还是立朱常淓，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这时的态度举足轻重。张慎言等致书史可法，以“七不可”反对立朱由崧。时任淮扬巡抚的路振飞，也致书史可法，认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提醒史可法“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对官员中的分歧，以及立潞王与福王的后果，史可法掌握得最为全面，其实也最清楚。但在关键时刻，史可法则完全倒向了东林党一边。

    史可法入仕较晚，东林色彩并不突出，也未深度介入天启与崇祯朝的“党争”，为什么会作出这种抉择？很重要的一条，是书生情怀，而不是政治谋略。

    史可法出自东林党骨干左光斗门下，左光斗对其有着不同寻常的知遇之恩。左光斗视学京畿时，尚为一介书生的史可法苦读寺中，左光斗偶然发现后对其大为赞赏。左光斗主试时，当听到门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时，“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更是当着子女的面，对史可法赞不绝口：“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乡试后左光斗将史可法请到家中，与自己的子弟一起读书，以参加会试。在左府，有一天史可法将左光斗的官服穿在自己身上，恰被左光斗撞见，史可法满面通红，十分尴尬，左光斗笑着对史可法说：将来，你一定比我更有成就，我这官服其实是配不上你的！

    左光斗对史可法的关怀无微不至，二人“不啻家人父子之欢”。

    出于对东林党的特殊情感，史可法既明白路振飞所讲的道理，又担心东林党所预见的后果，最终情感战胜理性，他决定支持张慎言，并出面去做持不同意见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工作，理由就是东林党提出的“七不可”。

    其实，史可法并不了解朱由崧其人。真实的朱由崧，形象被清朝严重污化。东林党所言的“七不可”，除了“不孝”是指朱由崧仓皇出逃中半道与母亲走失外，其余“六不可”很难找到事实的支撑。

    在议立新君的紧要关头，史可法亲自写信给马士英，明言朱由崧“七不可”，要求马士英支持东林党与自己的主张。但是，马士英收到史可法的私笔信后，将其作为公函予以收文，并加盖督印予以存档。

    史可法作为主持大局的兵部尚书，完全清楚南方官员在册立新君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也完全清楚这种分歧面临的后果，但竟然出于意气，给马士英写了一封信。送出给马士英的私信后，史可法立即又犹豫起来。真实的内心里，史可法认为按伦序迎立福王是对的。于是，史可法又试图说服东林党人，放弃迎立潞王：“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

    史可法给东林官员讲历史故事，目的是想他们不固执己见，但明显又是两头不讨好——赞成潞王与反对潞王，赞成福王与反对福王，史可法都不是旗帜鲜明。不表态，让人琢磨，这也是史可法的工作方法与策略。但是，没有人出来帮史可法解套，他还得自己拿主张。犹疑纠结的史可法，接着想到了折中。他亲自前往浦口，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议。最后，二人达成共识：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在谋立桂王时，史可法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实诚——他详尽地论证了朱由崧德才不备，根本就不能立为新君。

    这个决策有相当的科技含量，史可法对自己两全其美的智慧决策，感到十分满意——既避开了矛盾的焦点，又淡化了部分南京官绅的意见。而且，又借马士英在军队的实力，获取军队方面的支持。

    谋划完了，史可法静静地等着好消息。

    马士英虽说也是书生出身，却没有一丝书呆子气。当军方开始动作，出手谋划拥立福王时，马士英果断转舵，成为拥立福王的领军人物。他同时与南京其他官员取得一致，并让手下的将领发兵，护送福王到南京继位。至于史可法那边，他连个招呼都没打。

    “定策”中的重大失误，是史可法最终在弘光朝退出核心层的根本原因。马士英与史可法在弘光朝的地位，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分出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