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海防薄弱，台湾守军的素质和训练也较为低下。用刘铭传的话说，即兵滑将贪，营务废弛；装备落后，武器杂乱；训练形同虚设，“虚名空额”，随处可见。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烟瘴之地，染烟勇丁几达半数以上，致使战斗力明显下降。

    面对如此险境，刘铭传因地制宜，一边整军备战，修筑炮台、工事，一边激励民众，凝聚人心，动员各方力量。他呼吁全岛各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考虑到台湾兵力不足，他还发动民众，在全岛组织乡勇团练，以配合守军作战。为了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他还设法消弭湘军、淮军之间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性，打退了法军多次进攻。尤其沪尾大捷，清军高奏凯歌，大获全胜。时人有诗赞曰：“黑海涛雄一剑寒，北风吹断鼓帆干”；“一战功成收沪尾，三军血涌饮楼兰。”就连在场观战的英、美驻淡水领事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精明的准备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

    沪尾之战的胜利，对刘铭传来说意义重大。此战不仅粉碎了法军的进攻，而且迫使法军彻底打消了进犯沪尾的图谋。更为重要的是，此战过后，法军的攻势被遏制，中法军队开始进入了一种长期的相持和拉锯状态。这种消耗战对于法军来说，显然不利。因此，有人评价沪尾大捷是具有转折性的决定一战，它彻底扭转了台湾的战局。

    10月28日，即沪尾大捷之后二十天，朝廷下达谕旨，正式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消息传出后，《申报》立即发表评论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国家之福，天下苍生之福”；甚至认为朝廷如能早一点下发任命，马尾惨剧亦可避免，“则闽江军备不至糜烂，而今日全台即可通他省之接济，而不绝本省之救援矣”。评价之高、期许之厚都达到了空前高度。

    中法战争结束后，台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战后，朝中大员一致认为台湾建省，势在必行。公元1885年10月12日，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等十六人联名上奏，提出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责专成，似属相宜”。这一奏请当天便得到批准。

    太后懿旨云：“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对台湾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刘铭传一开始对这一决定并不赞成。他认为，台湾建省的条件并不成熟，困难太多。首先，台湾一旦建省，将失去福建接济，于台湾发展不利。其次，台湾“番民”尚未归化，开发程度较低，这也是建省的一大难题。因此，接到建省谕旨后，他便上了一道《台湾暂难改省折》，建议台湾暂缓改省，“从容筹办”。尽管刘铭传的建议符合实际，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然而，清廷并未采纳他的主张。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十二日，朝廷驳回刘铭传的上疏。谕云：“刘铭传所请从缓改设巡抚，著毋庸议。”于是，台湾正式从福建划出，成为中国的第二十个行省，而刘铭传也成了台湾首任巡抚。

    虽然刘铭传暂缓建省的主张并未得到批准，但台湾一旦建省之后，作为一省巡抚，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与此同时，台湾建省之初，清廷高度重视，表示全力支持，这也给了刘铭传很大的信心。早在1884年6月，刘铭传奉诏出山，进京觐见太后时，就上过一道奏折，提出海防十条，内容包括办防、募勇、练兵、改革、培养人才等内容。他当时就对台湾的建设有一个清晰的设想。建省之后，他在这十条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十六条建省方案。这一方案十分全面，包括军事、社会、经济、交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刘铭传雄心勃勃，计划用十年时间大干一场，彻底改变台湾的面貌。

    台湾的军事落后，刘铭传有切肤之痛。早在刚到台湾不久，他便着手大力整顿军务。中法战争结束后，更是腾出手来，对部队进行全面改造。他接管了全部驻台部队，包括刘璈的湘军，对不合格的官兵进行精减、淘汰。在此基础上，编练精兵三十五营，练军三营。全部改换新式洋枪，聘请外国教官进行训练。为了补充兵员，他还不断从家乡合肥招募兵勇，加上他原先带来台湾的淮勇，淮军人数一度增至十几营。在他的编练之下，三年后全台总兵力达到四十三营，两万两千人。

    在军事布防上，刘铭传一直认为日本是我国最大的威胁。因此，他将台湾的防务重点放在台北一带，部署了全台近半数以上兵力。他还在重要海口，如基隆、沪尾、澎湖、安平、旗后修筑十座炮台，购置西式的钢炮三十一门，并配备下沉水雷、碰雷等，与炮台相互呼应。他还设立机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以及机器厂、汽炉房、打铁房等，自制枪支弹药。

    在治理军务的同时，刘铭传还大力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第一个被他拉下马的就是台湾兵备道刘璈。

    台湾军政官员主要来自内地，多出于湘系和淮系。文官知县以上，非湘即淮。刘铭传主台前，台湾是刘璈一统天下；刘铭传上任后，淮系后来居上。从势力范围看，淮系控制着台北、台中一带，而台南则为湘系所把持。刘璈是湘系在台湾的头面人物，此人为官二十余载，其势力盘根错节，布满要津。应该说，刘璈主台多年，对台湾的防卫和建设亦有功劳。据《台湾通史》记，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二月，孤拔欲攻台南，托英国领事约刘璈来船上谈判，左右都劝说不能去，但刘璈答曰：不去以为我怕他，咄，我岂是畏死之人？临行前，他指示炮台，如遇警即开炮，不要考虑我在敌船上边。孤拔置酒相迎，言谈中威胁说，台南城池小，兵力弱，将以何战？刘璈回答说：“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默然，法舰亦去。

    刘铭传抚台后，二刘一直不和。刘璈依仗左宗棠等湘系大员的支持，多次纠弹刘铭传和淮系官吏，刘铭传对此痛恨不已。中法战事一结束，他便腾出手来拿刘璈开刀了，先后查出他的问题共十八条。如，利用手中的职权常年吃空饷；虚支巨款、扣存冒银、任意冒销，可谓“贪污狡诈，劣迹多端”等等，奏请朝廷将其革职。不久，朝廷派员核查，基本属实。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间，清廷连续下旨，认定“该革道(刘璈)以监司大员总理营务，辄敢虚支巨款，任意冒销。律以监守自盗，罪无可辞”，决定处以斩监候(即死缓)，后改为流放黑龙江，并对其所有家产(包括任所、原籍) 一并查抄。

    在办理此案中，对于刘璈的同伙和党羽，刘铭传也一并进行了清除。原提督高登玉被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原同知胡培滋被革职，驱除回籍，“永不叙用”；原副将张福胜、原知府刘济南等也“一并革职”。

    在吏治整顿中，对于那些为非作歹，拒不听命的官员，刘铭传也该革的革，该杀的杀，该撤的撤，该办的办。宜兰县令王家驹公然勒索富绅周家芳，为逼周家就范，还把周家芳的兄弟抓了起来。周家向刘铭传告状，刘令王家驹放人，可王拒不听命。刘铭传派人查清情况后，得知王家驹在办理捐款中收受贿赂，随意增减甚至免除数额，存在“诸多不公”。于是立即弹劾王家驹，将其革职查办。

    据史料记载，刘铭传主台后，查办的官员不在少数。镇海前军记名提督方春发剋扣饷银，勾结知县陈海春贩运烟土，听任部下吸食，以致营务废弛；镇海前军右营总兵桂占彪“减发银两，扣发存饷”，紊乱营规，实属大干法纪；游击郑有勤、守备张安珍、候补知县徐石麒、县丞凌云等“侵冒饷银”“怂恿为奸”等等……对于这些违法违纪官员，不论何人，所任何职，刘铭传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刘铭传在台湾掀起的反腐风暴来势凶猛，一时间官场震慑，风气大变。但也有人指责刘铭传，说他借整顿吏治清除异己。特别是刘璈一案，众说纷纭。台湾史学家连横说过，刘璈有“经国之才”，如果刘铭传不将其治罪，而用他来辅佐自己，则刘铭传治北，刘璈驻南，以此经理台疆，南北俱举，必有可观。可惜的是，刘铭传不能容他。连横为此感叹道：“非才之难，而所以用之者实难，有以哉!”

    然而，对于这样的批评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许，刘铭传对刘璈的处置掺杂了派系因素，但那种“辅佐”的假设也只是假设而已，或许只能是一厢情愿。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刘铭传治台数年，并非完全以“派系”画线，以“门户”取人。比如，他对陈鸣志的任用就很说明问题。陈鸣志系湘人，官居江苏候补道。刘璈革职后，刘铭传提议用他时，有人在他耳边嘀咕说：“湘人门户重，台南将吏皆湘人，陈亦湘人，恐对公不利。”但刘铭传看到了陈鸣志的能力，坚持使用，后来陈鸣志在任上果然干得不错，成绩显著，广受好评。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刘铭传还专门打报告为陈请赏，称他“自署任以来，整顿营务吏治，不惮劳怨，于军务、洋务尤为熟悉，为道员中不可多得之员”。

    刘铭传抚台六年，殚精竭虑，勇于任事，其公认的五大功绩有办防、抚番、清赋、新政和调整行政区域，而且每一项功绩都可载入史册。特别是他推行的新政，如电线、电报、电力、邮政、轮船、学堂等一系列新兴事业，都具有开创性，有目共睹。当时，大陆铁路还是禁区，但他却率先修了一条基隆至台北的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此外，还有两条海底电缆，一条由沪尾海口至福州石川，全长二百一十七公里；一条由安平海口至澎湖妈宫港，全长九十八公里。

    刘铭传的新政充满了创新精神，“于举国未为之日，独先为之”。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台湾很快从一个半开化的府一跃成为“全清国最进步的一省”。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的马士称刘是一个“伟大的巡抚”，并说无论在行政上的革新，还是在工业上的改革或改革尝试上，刘铭传都走在了全国前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有人把他称作“伟大的爱国者”“台湾的现代化之父”。连横先生称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

    然而，这一切来之不易。几乎每一步都困难重重，而来自各方的阻力更是难以想象。

    台湾经济落后，财政窘迫，最缺的就是钱。早在台湾建省时，刘铭传就打报告说，台湾一旦建省，筹办防务、确定省会、增设郡县、修筑衙署等，所需经费非百万以上不可，以台湾现有财力，实难自筹自办。他之所以不赞成马上建省，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清廷采纳。

    后来，刘铭传又打报告请示，说台湾“改设行省，经费浩繁”，请求户部支持。在一份报告中他大声疾呼：“台湾现在整顿海防，抚番招垦，百废待兴，经费支绌万分。从前闽省岁资台饷六十万，积欠至三百余万之多，自上年(光绪十一年)五月至今，毫无接济。台用亏竭，中外昭然。”

    可户部尚书阎敬明是个大抠门。他的回复是各地都在向户部伸手要钱，比如河工、赈灾等等，哪一个不急、不重要？可部库经常告罄，寅吃卯粮。他还说，台湾不比新疆，物产较丰，部里的意见是“以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刘铭传提出能否从粤海、江海、浙江、九江、江汉五关每年提取三十六万两，以五年为期支持台湾的建议也被驳回。

    光绪十一年（1885年）底，阎敬明上调军机处后，他的接任者是翁同龢。刘铭传继续打报告争取经费支持，同样空言往返，未见分文。更要命的是，户部不给钱就算了，反而通过对台湾全年的财政审计，查出台湾有三大项收入没有上报。这三项收入是人丁税、额定征粮和海防捐银，计有六十多万两。他们对刘铭传说，你不是说没钱吗？这钱哪去了？如办防需要，这笔钱可以急用啊!

    这一来，刘铭传被狠狠将了一军。其实，这笔钱早被刘铭传花光了。台湾围困期间，他向当地士绅借了一笔钱，讲好了战后归还，包括补偿和奖励，约为三十多万两；还有战后台湾裁军四十营。这些官兵退伍后需要补发饷银、支放军米等，这笔钱也要三十多万两。可刘铭传当时手中没钱，只好把那六十多万挪用了。这也是无奈之举，没想到居然被户部查出来了。他一看瞒不过去了，只得据实禀报。可户部回复是，你说的这些支出凭据不足，且不合程序，不能作为抵消，默许你移作办防急用已是通融了。言外之意，不查你已算是给面子了。

    刘铭传哭笑不得，面对这些户部的官僚们毫无办法。按说，他们按章办事倒也没错，可这一来却把刘铭传害苦了。台湾建省之初，刘铭传就计划在澎湖购炮筑台，预算为八十万。这项计划事先征得了闽浙总督杨昌浚同意，后来炮也买来了，眼看付款的时间到了，钱却迟迟没有落实。洋人催讨炮款，违约将引起外交纠纷。刘铭传真是急眼了。他连忙上奏朝廷，请求拨款，朝廷批示：“着户部速议。”可户部的司员们卡着不办，说是台湾那三项隐瞒未报的收入还没说清楚哩。

    既然向上要钱的路子走不通，刘铭传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一方面，他鼓励兴办工商业，主张招商兴市，提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先经商”，同时设立全台招商总局，以各种优惠政策，向海内外招商引资。他还派遣相关人员赴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向南洋等地招商。他还广开财源，开征了各种厘金税和商税。刘铭传认为，台湾物产丰富，如煤、盐、石油、茶、樟脑等，均为饷源所系，如果整顿厘税，裁汰陋规，可兴地方之利，以养全台之兵。当然，刘铭传开征厘税的做法，也遭到很多反对，包括在台的洋商们，因而推行的过程中阻力重重。

    然而，最大的阻力还不在这里。由于种种清规戒律和保守势力的阻挠，刘铭传的一些计划和设想往往不得不半途而废。

    基隆煤矿曾是台湾创办最早的一家新型企业。该矿开办于同治三年(1864年)，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中法开战后，为了避免资敌，刘铭传下令放水将煤矿淹没，使之成了一座废矿。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台湾各业开始复苏，刘铭传便打起恢复基隆煤矿的念头。就在这时，天津商人张学熙找上门来了。

    张学熙是天津大商人。多年前由于开办开平煤矿发了财，尝到了甜头。听说基隆煤矿要恢复生产便兴冲冲地跑来了。他对刘铭传说，他愿意承办基隆煤矿的开采。

    刘铭传问他采取什么办法。

    张说由我出资，无须你掏一两一钱。

    当时，台湾刚刚建省，刘铭传愁的就是钱。张学熙一开口头一个条件就正中下怀。张又说，出了煤，我首先供台湾使用，价格也降低。

    这又对上了刘铭传的想法。刘铭传当时正在大办新政，他的兵轮、铁路、电报、电线和机器局等等哪一样不要煤呢？如果基隆煤矿恢复生产，那真是求之不得。

    张学熙看出了刘铭传的心思，接着又说，煤矿生产赢利了，你还可以抽取煤厘，这可是一举三得。

    刘铭传对此十分满意，当即拍板同意。很快，双方签订了协议，张学熙便摩拳擦掌地干起来。可是，搞了几个月便搞不下去了。究其原因，是矿井积水太深，靠人力排水相当困难，而要购置新式抽水机又缺乏资金。这样一来，钱花了不少，却收效甚微。几个月下来，张学熙亏掉了好几千两银子，只得灰头土脸地又来找刘铭传，说他撑不下去了，请求退办。

    张学熙走了，煤矿恢复便陷入了停顿。为了寻找出路，刘铭传便找到曾国荃和裴荫森商量能否三家合办。曾国荃时任两江总督，裴荫森时任福州船政大臣。当时国内洋务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江苏、福建等地都需要煤。三人一商量，决定一家掏两万，凑成六万两。在此基础上又招商股六万两，加在一起总计十二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一月，煤矿开始挂牌运营。刘铭传指定候补知府张士瑜为总办。张士瑜身为基隆煤矿矿务委员，对煤矿生产比较熟悉。他受到委派后，便决定聘用外国人进行管理，还雇用了洋技师。在设备上也投入重金，购置了新式机器用来抽水。刘铭传还专门派人修通了煤矿至码头的小铁路。

    不久，煤矿开始出煤了，而且产量还不错，一度达到百吨左右。张士瑜忙不迭地向刘铭传报喜，曾国荃和裴荫森闻报也皆感欣然，大家都对煤矿的前景一致看好。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时间不长，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错，煤是挖出来了，但运输却成了难题。首先在台湾岛内，辗转运输千余里，没有铁路，全靠脚力，成本太高。其次要往大陆运，海上风浪大，没有大船不行。但煤矿资金有限，要想修建铁路、购买大船，实在是力不从心。干了不到一年，亏空越来越大，每月亏银达到三四千两之多。这一来，商股首先不干了，要求退出。

    商股一退，全部股份便为官方所有。张士瑜本来还满怀信心，打算重整旗鼓。但这时老矿井的煤又快告罄，必须重开新井，方可获利，可重开新井，便要追加投资，而且耗资相当巨大。据外国技师勘察，需百万之数。刘铭传去找曾国荃商量，能否增加投资，曾国荃一听就不高兴了。他早对煤矿的亏损状况感到不满，现在要他增资，他当然不干。曾国荃不干，裴荫森也缩头了。此时，刘铭传正忙于台湾的新政和抚番，到处都在伸手要钱，财政早就揭不开锅了，哪还有钱投入煤矿呢？

    张士瑜急得团团转，隔三岔五地便来找刘铭传叫苦。煤矿一旦停产，不仅钱要打水漂，台湾新政也要受影响，而且还会有人大做文章，说不定又要闹出什么风波来。刘铭传当然也很着急，但急归急，一时间却无计可施。

    就在焦头烂额之时，英国人找上门来了。

    找上门来的这个英国人名叫班德瑞，是英国驻台北领事。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英国商人，名叫范嘉士，现供职于英国旗昌洋行。范嘉士对刘铭传说，听说贵矿亏累严重，要开新井又乏资金，敝人有一建议，不知愿闻否？

    刘铭传说愿闻。

    范嘉士于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英国商人可以集资承办新井，全部费用预计将达百万以上。承办期为二十年。期间无论亏盈，将由英国商人全部承担。此外，范嘉士还拿出了一些诱人的条件。比如，每年拿出一千吨煤，以市价八折供给台湾政府使用；每出口一吨煤，都按合同纳税。他还答应以十四万两银子买下基隆煤矿原有的设备。

    刘铭传一听当时便动心了。基隆煤矿的状况使他身陷困境，正苦无对策，如今英国人愿意接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求之不得。虽然这样做是让利于人，刘铭传并不情愿，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况且退一万步说，由洋人承办，对自己同样也有好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用现在的话说，“借鸡生蛋”“借船出海”。

    英国人走后，他便找张士瑜商量。张士瑜有些担心，他说，洋人承办，恐引非议。但刘铭传认为这事于台湾有利，于国家有利，不妨一试。

    哪知这一试便试出了风波。

    总理衙门和户部首先跳出来反对，认为洋商承办流弊甚多，实不可取。他们向光绪皇帝汇报后，光绪皇帝也认为该衙门“立论极为切当”，并斥责刘铭传“办事殊属粗率”。处理结果是：“着传旨申饬。”同时，要求刘铭传“认真核办，妥为经理”，“另筹办法。毋再草率从事，致滋后患”。

    这样的结果令刘铭传大失所望。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是庆郡王奕劻，而户部尚书乃翁同龢，他们向与淮系不洽。此时，刘铭传多么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帮他说话。可是，过去一向支持他的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的生父)由于病重昏迷，无法视事，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也因此事敏感而不敢为他讲话。刘铭传茫然四顾，毫无援手，并预感到今后办事会越来越难。

    洋人承办的方案被否决后，如何解决基隆煤矿的出路又成了一道难题。刘铭传与张士瑜商量来商量去，光靠官股无法为继，只有再招商股，重走“官商合办”的老路。虽然这个办法曾经失败过，但此一时彼一时。由于近年来煤的行情看涨，民营煤矿开始逐渐增多，经营势头也不错，这对商股又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刘铭传找来一些商人进行洽谈。果然，商人们很感兴趣，但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洋务运动以来，“官商合办”常常搞不好，主要原因就是以官为主，商人没有发言权，而官不懂商，积习甚多，终致亏累而难以为继。他们向刘铭传提出，让他们入股可以，官商共同经营也可以，甚至在投资上让他们拿大头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条，那就是矿务要由商人主持，官不过问。

    这样的条件按理并不过分。人家拿了钱，你却不让人家主事，这本身就说不通。不过，这样做却要打破以官为主的格局。有人感到担心，提醒刘铭传还是谨慎从事，但刘铭传却认为只要能把基隆煤矿盘活，一切均可尝试。

    商人们一见刘铭传放了话，便跃跃欲试。最后双方商定，基隆以原来的官本十二万投入，而商股再集资三十万，由商人接办。

    应该说，这个方案对双方都有利。刘铭传也满怀希望，心想这个方案总该没问题了。洋人承办不行，官商合办难道还不成吗？因此，他一边打报告，一边批准先干起来。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报告一上去又引来了更大的风波。

    户部和总理衙门立即提出质疑，他们还把刘铭传呈送的基隆煤矿合办章程逐条细抠，从中找出诸多毛病。其中有“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

    如，矿务主持。既然官商合办，就应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权于商，官竟不能过问”？

    又如，矿务总管聘用洋人。刘铭传所称各股皆系华人，为什么总管却是洋人？这里边“显有冒充影射情事”。

    再如，该巡抚不奏明请旨，便即议立章程，擅行开办，“尤非寻常轻率可比”。

    在向皇帝汇报时，奕劻和翁同龢都声称：“刘铭传前与英商订拟合同，办理粗率，已降旨申饬。谕令他慎选贤员，另筹办法，可他这次招商同官合办，依然是种种纰谬，大不可行。”

    皇帝怒曰：“非严惩不可!”

    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二十日，皇帝批示：“刘铭传交部议处。”并勒令其“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办，不准迁延回护”。

    吏部接旨，认为要给予“革职处分”的重惩。不过，意见呈报上去之后，光绪帝还算手下留情，加恩改成“革职留任”。

    处理决定下达后，刘铭传很不服气。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不知下情，而户部和总理衙门则不明事理，落井下石。他复奏申辩，强调商人退办，官若另开新矿，不仅“巨款难筹”，而且“逐年亏折之费亦难为继”，希望维持原状。但报告上去后，如同石沉大海。此时，醇亲王已经病逝，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选择了沉默。刘铭传孤立无援，有志难申，一怒之下，唯有选择“乞退”。六月二十三日，即处分决定下达的第三日，他便以“目疾沉重”，请求开去巡抚本缺。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刘铭传就请过一次病假。那是在他被朝廷“传旨申饬”之后。朝廷给假一月，到期后他又上折子请求因病开缺。朝廷仍不准，给假三月。在这期间，他的官商合办计划再次受挫，并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于是，假期一满，他便又一次上奏，声称病情加剧，请开缺调理；如不得请，恳请赏假，内渡就医。

    朝廷看了他的报告，疑他是在斗气，心中大为不快，再次对他“传旨申饬”，不过仍赏假三月，在任内调理，毋庸开缺。

    可刘铭传此时早已心灰意懒，归意已决。假期一满，他又第四次上奏请求开缺，而且语气坚定。这一次，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1 891年5月5日)谕云：“刘铭传奏，病仍未愈，恳请开缺一折。福建巡抚刘铭传着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使。”

    这是刘铭传最后一次辞官。表面看是由基隆煤矿而起，实则不然。自从主台以来，六年的劳苦和纷扰，加上谤书盈箧，窒碍甚多，这些早已使他心力交瘁，身心俱疲，特别是朝局的变化使他彻底失望，这才是他辞官的真正原因。台湾建省之初，清廷曾给刘铭传大力支持，并对他充分信任。加上奕譞和李鸿章的鼎力相助，刘铭传的很多想法和建议都能得以通过，包括办防、铁路、电报、邮政、学堂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在内。他还几度获得封赏：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赏加太子少保衔；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赏加兵部尚书衔；同年三月，以台湾巡抚帮办海军事务。当时海军衙门刚成立不久，该机构的规格很高，由奕譞为总办，李鸿章等为会办，其地位甚至高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然而，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坐镇北洋，淮系势力进一步扩张，这引起了湘系和朝中其他势力的不安，于是派系之间的斗争日趋复杂。刘铭传作为淮系大员、李鸿章的亲信，自然身陷漩涡，难以撇清。刘璈被清除后，湘系势力受到打击，虽然左宗棠已去世，可曾国荃等湘系大员岂能坐视不管？加上刘铭传的新政不仅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和旧势力，也引起了朝中保守派的不满。各种因素形成合力，一起针对刘铭传，对他的弹劾也越来越多。

    比如，有人拿他在清赋中出现的问题做文章，纠参他“任用非人，漫视民瘼”，“以致奸民、土匪乘机作乱”；彰化等地由于摊派严重，导致“一乡尽逃，台南尤胜”。还有人指责他在抚番上操之过急，措置失当，以致民心未协，不断激起番变。刘铭传开设招商局，买了两艘轮船，也被批评为赔累甚大。总之，对他的攻击无处不在。

    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13日，朝廷将言官的谤书(检举信)抄转给刘铭传阅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告。尽管朝廷的语气尚属平和，认为“刘铭传自简任台湾巡抚以来，办事尚为得力”，但同时又说“参折所陈，均不为无因”，要求刘铭传接受朝廷的训诫，对照问题，“平心省察，据实复奏”。

    清廷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敲打他，其潜台词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你的问题朝廷已经掌握了，你可得小心点了!

    这对刘铭传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亲政。围绕慈禧归政，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日渐凸显。在年轻的皇帝看来，淮系和刘铭传都是后党一派，对他颇多戒心。

    这样一来，刘铭传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最让他痛心的是，他的办防计划也遭到阻挠，无法实现。在刘铭传诸多新政中，办防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中法战争给他太多的教训。由于海防薄弱，“一有兵争，仓皇束手”。他多次上书，呼吁清廷加大海防投入，他还希望能够为台湾建立一支海军。可是，他的这些希望均一一落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朝廷，以国库空虚、救灾需要为由，请求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械器，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这道谕旨一下，刘铭传大感失望，他的海防梦也由此破灭了，不禁喟然叹息：“人方惎我，我乃自抉藩篱，亡无日矣。”

    这件事对刘铭传来说打击很大。他的心彻底寒了。他不想再干了，也实在干不动了。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也是实情。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他的头部就受过严重的枪伤，并患有眼病，几近目盲。赴台之后，日理万机，劳心费神，加上身染湿瘴、痢疾等多种疾病，经常手足麻木，咯血不止，寒热并增，吐泻俱作。此外，他的眼疾也进一步加重，左眼已瞎，右眼昏花，“咫尺不辨人形”。耳病也很严重，左耳已废，右耳“尚赖保全”，但却听力低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内亏外感，气血难通，补泻两穷，群医束手”。

    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朝廷批准他辞官二十多天后，刘铭传乘船离开台湾返回家乡。

    茫茫大海，波涛汹涌。刘铭传走了，带着一身伤病和未实现的梦想，带着一腔热血和未酬的壮志。他只身而来，孑然一身而去。临走时没有带走一物，甚至把自己的养廉银和历次因战功而获得的朝廷赏银，全部捐出，用于修建学堂，培养台湾的孩子。他最后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刘铭传离任后，台湾新政便陷入了全面停顿。因为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而且思想保守。他一上任便对刘铭传全盘否定，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一时间，“新政尽废”，满目凋零。这种倒退令人痛心，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发展也陷入停滞。特别是海防建设的中止，无疑是自毁长城。梁启超先生有诗云：“轩车一去留不得，藤蔓啼莺空复情”；“长城已坏他岂惜，雨抛锁甲苔卧枪。”其悲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局势紧张，清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慈禧太后懿旨，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恢复其职务。不久，又令其迅速北上，进京陛见。

    可是，一切都晚了。此时，刘铭传已经病魔缠身，数疾并发，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说他因病无法应召，是否另调大臣统兵。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又连电催其复出。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初七日的电谕云：

    现在军事日棘，统帅乏人。该巡抚受国厚恩，当此边防危急之时，岂得置身事外？着李鸿章再行传谕刘铭传。于接奉此旨后，即行起程来京陛见。该巡抚忠勇素著，谅不至藉词诿卸，视国事如秦越也。仍将这旨起程日期，先行电闻。

    今天我们重读这份电谕，仔细玩味，不禁感慨良多。不难看出，此时清廷对刘铭传出山是何等祈盼和依赖，一如当年令其赴台抗法，而与多年前对其的打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然而，这一回刘铭传真的无能为力了，尽管有人说他是负气不愿出山。他真的病了，而且病得相当严重。如同他自己所说，哪怕只要能起身，也会抱病应命。可是，如今他已做不到了。一年多后，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新圩，享年五十九岁。在他去世前，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而台湾也沦于敌手，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五个月之久。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宵衣旰食为之奋斗六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吐血昏厥，数月之后便在忧愤中离世。

    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而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身为一介布衣，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但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所谓“呕心六载功不就”“一生枉抱济时才”，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

    六、1898：短命的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三，总理衙门突然召见了康有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作为清廷最高办事机构，竟然兴师动众地召见一个区区小吏，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何况其中还有一段复杂的背景。因此引起各方关注，丝毫也不奇怪。

    康有为人称康南海，因其出生于广东南海之故。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年轻时游香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从1888年至1898年，连续撰写了《上清帝第一书》至《上清帝第七书》，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其中《上清帝第二书》，即为喧腾一时的“公车上书”，由梁启超等帮助完成，风行一时。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蒙受了极大的耻辱，《马关条约》举国反对。尤其是割让台湾，人心尽失，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深感“羞为天下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北京发生“公车上书”运动。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举行集会，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变革图存。领头的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

    不过，关于“公车上书”的真实性，早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康有为为了标榜自己而自我贴金，实际上这份上书并未进呈，至于康有为所说的因都察院拒绝代递，也是个谎言。真实的原因是康有为担心上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而没有呈递。从事后的结果看，康有为会试及第，授工部主事，似乎也是一个佐证。

    然而，尽管“公车上书”存在争议，但康有为系列上书倒是确有其事。1895年5月29日，即“公车上书”没几个月，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幸运的是，这道折子经过都察院代递，呈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

    7月19日，即光绪皇帝看到折子一个多月后，便颁布谕旨，号召君臣同心，上下齐力，发愤自强，改革图新。随着这道谕旨下发的，还附有一些官员上呈的有关改革的奏折，以供各级臣僚参阅。这其中就包括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这对康有为是很大的鼓舞。于是他又接着写了《上清帝第四书》。不过，这次上书几经周折，却上呈未果。

    此后，为了“开通风气，联络人才”，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开始转向办报，并成立强学会，意图“托古以改今制”，倡导维新变法。强学会成立后，一度影响很大。很多维新人士纷纷聚集到强学会的旗下。就连朝中的一些高官也对强学会采取赞赏和支持的态度。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先后入会，袁世凯也表示要捐银参加，但遭到康有为拒绝。

    此时，康有为已俨然成为维新派的领袖，风头正健。尽管轰轰烈烈的强学会寿命很短，仅仅几个月，便因保守派的弹劾而被迫改为官书局。不过，康有为的举动已引起一个重要人物的关注。

    这个人就是两代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位高权重，深得光绪皇帝倚重。《崇陵传信录》称：“上冲龄典学，昵就翁同龢，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怀抚其乳。”光绪自幼畏雷声，在书房读书时，每逢打雷，必钻进翁师傅怀中。故翁师傅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光绪所亲。据康有为说，他与翁师傅相识是在办《万国公报》期间，翁来访不遇，后康前往拜谒。谈及变法之事，言语相投，谈话进行了四个小时。翁师傅向康索要有关论治之书。还告诉他，皇上无权，太后猜忌，就连他见客也有人暗中监视云云。

    1897年11月，发生德占胶州事件，引起朝野震动。事变发生后，康有为由广东驰赴北京，“上书急陈事变之急”。这道上书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在奏折中，康有为提出应对胶事的上、中、下三策，并表示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恐惧回惶”，“再诣阙廷，竭尽愚忠”。可是，工部尚书淞溎因其言辞不当，“大怒，不肯代递”。清制，四品以上官员可专折上奏，而四品以下之官，如有奏本只能通过本部堂官，或都察院代奏。由于工部堂官拒绝代奏，康有为又写了另外的奏本，请杨锐、高燮曾等人代呈。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给事中高燮曾见其书（指康第五书），叹其忠，抗疏荐之，请皇上召见。”指的就是这件事。

    高燮曾时任兵科给事中，此人正直敢言。当时，他极力举荐康有为，提出由皇上召见康，并委以重任。不过，高的折子转到总署核办时，除翁同龢表示支持外，礼部尚书许应骙等人都极表反对。翁同龢自从认识康有为后，认为此人“才堪大用”，便多次向光绪举荐。在康有为第五书被工部长官拒绝代递后，认为希望渺茫，打算整装南归时，也是翁同龢劝阻了他，让他继续留京等待时机。

    然而，尽管有翁同龢的支持，关于召见康有为的提议还是被否决了。执掌朝政的恭亲王奕��认为，康有为一个小小的主事，皇帝召见“不合成例”。他提出可由总理衙门先行召他一谈，如果可用，破例也可，否则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