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德这样说是想用列强来压人，哪想到气头上的溥伟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凭什么干预？”他大声反诘道：“况且，英、德、俄、日，都是君主国家，万无强迫别国君主俯从乱党的道理。你既然这样说，请说是哪国人要责难，溥伟愿当面去问他们！”

    话说到这个地步，讨论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后来，庆王奕劻说：“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我们也决定不了，应请旨办理。”大家都附和说对啊，接着就散会了。溥伟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呜呼！群臣中竟没有一人再开口帮我说话的，真让人痛心啊。”

    第二天，18日，继续开会。胡惟德日记说，第二次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庆王没有出席；二、前一天赞同共和的溥伦突然改变了态度，反对共和。据说，这是因为宗社党挟持的缘故。

    宗社党是由亲贵中死硬派组织而成，核心人物有良弼、铁良、溥伟等。他们反对议和与退位，仇视并密谋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挽救垂死的帝国。在京中，宗社党颇有一些势力。尤其是良弼，长期从事军事工作，时任禁卫军协统，在旗兵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散发传单，扬言暴动。袁世凯被刺，外界也有传闻说是宗社党所为。庆王不出席会议，溥伦突然改变主张，是不是与宗社党胁迫有关？难下定论。不过，会上会下的明争暗斗一直非常激烈，从未停止。

    溥伟日记载，19日，第三次会议召集前一天，醇亲王载沣打电话让他参加明天的会议。次日清晨，他来到上书房，载泽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昨天我见到冯国璋了，他说革命党没什么好怕的，只要发三个月的饷，就能打败他们。等会儿召见时，你先奏，我再详奏。”

    早上7点钟以后，王公亲贵们进入养心殿。被召参加这次御前会议的有醇王、恭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宾图王、博公等。庆王仍然没有露面。会议开始后，隆裕太后说：“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大家都说当然是君主好，请太后圣断，勿为谗言所惑。

    太后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二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才说，革命党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是这样说的？”

    载沣说是的。

    溥伟说，现在摄政王已退了，外国人为什么还不帮忙？这明着是奕劻欺罔。那彦图也说，今后太后千万别再听奕劻的了。

    接着，溥伟便把冯国璋请求发饷三月，即可打败乱党的事提了出来。太后听了这话，便犯起难来，她说：“现在内帑早就空了，前次拿出的三万现金，还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了。”

    溥伟碰头于地，举出当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王后用首饰珠宝赏军的事例，请太后效法。他说：“库帑空虚，怎敢强求？既然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这对军人也是一种鼓励。如打一胜仗，则人心大定。请太后圣明三思！”

    载泽也跟着奏道：“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溥伟说什么优待，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如闯王不纳粮一样。“即使有优待，”他说，“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这不是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吗？”

    太后说：“就是打仗，光靠冯国璋一个，怎么能打胜啊？”

    肃亲王善耆这时说：“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溥伟接着慷慨陈词：“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

    太后显然不相信溥伟的话，她转过脸来，问跪在一边不说话的军谘府大臣载涛说：“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载涛答：“奴才没打过仗，不知道。”

    太后默然，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先下去吧。”

    溥伟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这天的会议被召的王公亲贵共十四人，但只有四人发言，其余的都没有说话。

    一连三天的会议，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虽然载泽、溥伟等坚决反对共和，但却拿不出一点解决办法。而内阁催促甚紧，请求太后速做决断。袁世凯这时已经完全掌握了太后的心理。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女人，而所谓的优待条件，使她食之不甘，弃之不舍。加上太后身边的心腹太监小德张此时也被袁世凯收买了。太后一回去，小德张便在她耳边煽风。他说泽公、恭王不过是嘴巴说说，一点本事也没有，连袁世凯都对付不了的事他们怎么能行？太后千万别听他们的。他还说革命党如何如何强大，打是打不了的，万一要败了，优待没了，那可真是一点退路也没有了。

    隆裕太后最怕的就是这个。小德张在她耳边一絮叨，她更是一点主张也没有了。善耆过去一直掌管内务，有自己的情报网，对宫中的情况略有所知。御前会议后再三提醒太后，事关重大，会上的事回去后可别对身边太监提起，怕的就是他们动摇太后的决心。可善耆他们这样说，小德张又那样说，太后真是一头雾水，也不知该听谁的好了。

    1月21日，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这次会议风向悄悄发生了变化。一连两天没上朝的奕劻又跑来开会了，而溥伟的身影却从会场上消失了。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从载沣与溥伟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略窥一二。这次谈话就发生在会议召开之前。

    载沣对溥伟说：“前次奏对，你的话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太后说了，说事情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

    溥伟说：“太后深居九重，不了解时局，既然不准溥伟说话，那以后的会还让我参加吗？”

    载沣面有忧色，良久才说：“你别着急。”

    溥伟说：“太后既然有旨，今后万无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咫尺之内，当着太后的面，我怎能忍心沉默？”

    载沣说：“我这里也是嫌疑之地，也不能多说话。”

    溥伟说：“五叔与溥伟不同，既然五叔为难，以后会议，溥伟不来可也。”

    载沣说：“这两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

    这段对话见诸于溥伟日记。从太后批评恭王、肃王和那彦图（此三人均反对退位），不让溥伟参加会议，而让庆王入朝，就可以看出太后思想已发生偏移。显然，袁世凯的软硬兼施开始产生了作用。

    南方的催逼这时也日紧一日。1月22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明确承诺：“（孙）文当履行前言。”即只要清帝退位，他即辞去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只要断绝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国民，就可举他为大总统。随同电报，还附有清帝退位和举袁为总统的五条具体办法。

    袁世凯拿到南方提出的退位条件，心里更有底数了。他让赵秉钧等继续向太后施压，于是内阁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此后又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依然没有结果，但在内阁大臣们的步步紧逼之下，隆裕太后早已六神无主，心如乱麻。尽管反对派亲贵要她顶住，可她一个妇道人家，赤手空拳靠什么顶呢？面对那些危言耸听的内阁大臣们，软弱的隆裕太后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哀叹地说：“我真怕见他们！”可不见又不行。眼看着局势一天天败坏下去，许多事还非得和他们商议不可。

    从16日遇刺以来，袁世凯一直躲在幕后始终不露面。病假到期后，他又续假，说自己“发烧未已”，“步履尚难照常”，总之一句话就是身体不好，还不能上班。隆裕也拿他没办法。

    1月23日，内阁收到段祺瑞发自湖广前敌的电报。这份电报看似平常，不过是禀报部队的动向，似乎不足为奇，但细细琢磨，却别有深意。电中称，据第四镇报告，二营军心不稳，“目兵鼓噪特甚”，“一三营亦有沾染”；还有据该镇陈统制报告，“该标目兵已与革军勾通，约今夜叛去。四镇亦有，云云”。并称共和思想，近来在将领中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祺瑞职任所在，唯有尽力维持，“成败利钝未敢料也”。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爱将之一。自小站练兵时，他就跟随袁世凯鞍前马后，在北洋军的建立中立下汗马功劳。宣统立朝，袁世凯失势，段祺瑞也一度受到排挤，但在袁世凯重新复出后，他便立即得到重用，并受命为湖广总督，兼任第一军和第二军军统，几乎掌握了前敌所有的军队，是当时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人物。

    他的电报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发来，似乎并非偶然。其实，段祺瑞早就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和谈期间，他和他的幕僚们始终与北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一方面与南方暗通款曲，秘密联络；另一方面，在南方临时政府成立后，又立刻通电反对。他深知袁世凯的心思。袁世凯手上历来有两大法宝，一是外交，二是军队。内阁密奏之后，他先后授意驻俄大臣陆征祥、驻意大臣吴宗濂、驻日大臣汪大燮等打来电报，要求共和，效果似乎并不明显，现在该轮到军人上场了。作为袁世凯手中的一张王牌，段祺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应该说，这份电报就是他配合“逼宫”的一个招数。而且，从字里行间看，这份电报的措辞也很有讲究，一方面报告部队倾向共和，出现不稳；另一方面，他有言在先，尽管自己恪守职任，但后果难以预料。当时，前线部队受到共和思想影响，投奔革命的情况确实存在，可段祺瑞这封电报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以说是一种试探，也可以说是一种威胁。试想，连他这样手握重兵的统帅都控制不住部队了，这个情况还不够严重吗？

    然而，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边。

    两天后，段祺瑞再次来电。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电报的口气已大不同前，不仅强烈要求共和，而且公开点名，矛头直指溥伟和载泽等少数亲贵，谴责由于他们反对阻挠，致使事情陷入僵局。电中称，前敌诸将纷纷要求“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并威胁“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

    这封通电的意图已经毫不遮掩，公然宣称要联名通电，“立即暴动”，其恫吓之心，溢于言表。接到段祺瑞的电报后，袁世凯倒是反应迅速，立即唱起了“红脸”。他和徐世昌、冯国璋和王士珍四人联名复电段祺瑞。电报称：“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并称：“我辈同泽（载泽——引者注）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剀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我军名誉，卓著环球，此等举动，玷辱有余。倘渔人乘此牟利，大局益不可保。务望转饬诸将领三思。”

    然而，一向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段祺瑞这一次却不听招呼了。在袁世凯明确要他“联奏一层，尤不可发”当天，他紧接着又来了一份电报，使局势陡然大变。

    段祺瑞的这一次来电是前一天来电的升级版。一是形式变了，发的是通电；二是措辞更加激烈。通电中，段祺瑞以湖广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军统的身份，领衔北方诸军统兵大员四十二人、兵士四十万人，要求清廷宣布共和，这不啻扔下一颗重磅炸弹。电文洋洋千余言，摘要如下：

    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惟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等自应力修战备……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而君国永沦，追悔莫及……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中国前途，实惟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据时任外务大臣的胡惟德回忆，内阁密奏后，又适袁总理被炸，京中气氛恐慌。太后召集御前会议，伦贝子（溥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邸（奕劻）附和之，皇太后抱皇帝大哭，醇邸（载沣）无言，恭邸（溥伟）、泽公（载泽）反对甚力，无结果。又几次续开会议，仍无结果。十二月初八日（公历1月26日），段军统电到，内阁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袁总理拿出电报，“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此后，众人都同意在赞成共和的名单上签名。

    其实，段祺瑞发出这份电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多种回忆资料记载，段祺瑞的通电系“中央授意”，事前早就拟好，由徐树铮执笔。作为前敌最高统兵大员，通电一旦发出，其分量可想而知。因此，“稿就多日，段搁置不发”。究竟何时发，段也没有拿定主意。因为就在通电发出的前一天，袁世凯还来电，要他“切勿轻举妄动”，还说“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所谓代递，就是说内阁不能帮他转呈太后和皇上。袁世凯为何不让发这份电报？也许是做做样子，给外界看的；也许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据段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当时，段的司令部驻在孝感，传说第四镇第七旅发生兵变，有攻击司令部之说。广水驻军得信，急车来援，又与孝感兵车相撞，仓促间不能震慑，司令部的专车于是向北开，慌乱中将此电报发出，没想到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份通电一到，亲贵们一下子全都闭上了嘴巴。就连态度顽固的溥伟和载泽也害怕起来，只有良弼还不肯服输。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便传来了他遇刺的噩耗。

    良弼，字赉臣，是满族亲贵中一个年轻有为的新派人物。他是清初睿亲王多尔衮的后裔，所谓“非觉罗而宗室”。觉罗，是指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的伯叔兄弟旁支子孙，他们系红色腰带以示身份，俗称“红带子”；宗室，是指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他们系黄色腰带表示身份，俗称“黄带子”。良弼的祖上本系宗室，系的当然也是黄带子，但后来因为犯罪而受到处罚，黄带子也被挑了，直到他这一代平反后，才又重新系上黄带子，恢复了宗室身份。良弼是在流放地四川出生、长大的，早年的平民生活使他避免沾染八旗纨绔恶习，相反对亲贵子弟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则十分反感和痛恨。良弼回到北京后，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他报考日本士官学校，刻苦学习，磨炼自己，并以挽救清王朝的衰亡为己任，决心要做一代中兴名将。

    回国后，良弼倡言革新，还带头剪了辫子，这使守旧派很看不惯，但良弼我行我素，毫不迁就，平日说话做事更是率性而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据说他回京不久，有一次在前门外看到一个满族亲贵，正带着家丁强拉一个民女。民女的父亲上来阻拦，被家丁们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围观的百姓远远地站着，目睹此景都敢怒不敢言。良弼这时走上去了，他拉开家丁，让他们住手。人们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不知他是什么来头，居然吃了豹子胆，敢管这个闲事？有人出于好意，小声提醒他说：“那是振贝子爷，这事你可管不了！”

    振贝子爷何许人也？他名叫载振，是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儿子。靠着老子的权势，振贝子爷在当时可是手眼通天，无人敢惹，就连各地督抚见了也把他当太爷供着。良弼那时刚回京不久，从没见过载振，现经边上人一说，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振贝子。但他并不示弱，上前与载振评理。载振哪把他放在眼里，他蛮横无理，口出秽言。两人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载振当然不是对手，于是吆喝着家丁们动手。这一来，双方打成一团。良弼膂力过人，家丁们虽然人多势众，却被打得跌跌爬爬。

    混乱之中，巡警们闻声赶到。他们一见载振，便有心庇护，凶声凶气地拉开良弼，要把他带走。这时，良弼把衣服下襟往上一扯，露出里边系着的黄带子。他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管不了。你给送到宗人府去吧。”

    巡警们一看，此人也是宗室，自然不敢得罪，只好把他们送到宗人府去了。到了宗人府，良弼当着堂官的面痛斥载振败坏纲纪，胡作非为。载振这时理屈词穷，气焰完全被压了下去。堂官弄清了事情原委，知道良弼有理，便将载振扣押下来进行处罚。直到第二天，庆王亲自出面求情，载振才被放了回来。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城，人们都说良弼这人了不起。的确，以良弼当时的地位敢于挑战庆王父子，没有相当的勇气那是做不到的。这件事充分反映了良弼不畏权贵的倔犟性格，但他这样做也付出了代价。由于得罪了庆王父子，以后在许多事情上都受到刁难、压制，抱负无法施展。

    在日本学习期间，良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变化，深感改革的必要，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更是抱以惋惜和同情的态度。他在军谘府的部下李炳之回忆说，良弼一直赞成康、梁的主张，更钦佩谭嗣同的牺牲精神。有一次，他当着他们这些部下的面吟起谭嗣同的绝命诗。吟完之后，问：“你们知道‘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指什么吗？”

    原来，戊戌政变前，日本方面派人给谭通风报信，让他去日本避难。正在这时，大刀王五来了。王五说，你走对皇上是不忠，而且要连累老爷子，更是不孝。只有牺牲自己，才能忠孝两全。谭嗣同听了这话，便决定留下来，并慨然说：“西洋历史上，革命就必须流血，中国革命还没有人流过血呢，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良弼讲完这段故事，接着说：“绝命诗上所谓两昆仑，就是指日本书记官和王五二人说的。”

    言谈中对谭嗣同和这些“忠勇”之士深表敬意。实际上，在良弼内心深处，也一直希望效法这些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重振满清王朝。小站练兵之后，袁世凯的势力越来越大。良弼向来种族之见甚深，尤其反对汉人掌兵，而对袁世凯更是充满了警觉。为了削弱袁的权力，他提出了以士官生对抗北洋派的计划，得到朝中反袁亲贵的支持。当时，为了对抗袁世凯，朝廷也确实需要培养一些信得过的满族将才，而良弼一是满人，二又留过学，正是理想的人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善耆、铁良等人的提携，一路高升，成为军界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练兵处的几年里，他延揽了大批士官学生，后来袁世凯被放逐回籍，他又帮助载沣、善耆等对北洋军进行清洗和改造，给北洋势力以不小的打击。然而，由于庆王的掣肘，这些目标并没有全部实现。

    辛亥变起，朝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良弼也极力反对。他甚至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愿意统兵南下，但庆王一句话就把他给否掉了。庆王说：“他还太嫩了点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吧。”

    袁世凯出山后，大批任用北洋派，这让良弼颇为担忧。在起用段祺瑞时，他就不赞成，认为这些人都是袁的死党，让他们带兵就等于把军权全部交给袁世凯了，将来尾大不掉，非出乱子不可。议和开始后，袁世凯的野心逐步显露，良弼大声疾呼，誓死抗争。他拉拢冯国璋，召集满族军人，在报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以暴动相威胁。在宗社党中，成了反对退位的最强硬人物。

    然而，尽管良弼做了种种努力，但他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在亲贵中间处境也很困难，不仅庆王与他作对，他的个性也不见好于其他权要，就连提携过他的铁良后来也对他有了看法。他想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历史潮流，挽救清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到临死前仍然如此。

    1月26日，这天宫里又开了一次御前会议，由于段祺瑞领衔军人打来电报要求共和，会上无人再敢反对退位。会后，良弼很着急，连忙赶去肃王府，找善耆商量对策。就在他从肃王府回来时，刺杀突然发生了。

    刺杀良弼的人名叫彭家珍，字席儒，四川资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原任奉天讲武堂教官，是四川籍京津同盟会会员。关于他刺杀良弼的动机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因为良弼反对退位，已成了革命的“元凶大憝”，必须清除；其二是，彭家珍刺良弼是为吴禄贞报仇，因为他一直认为吴禄贞被谋杀是良弼暗中指使。

    不管彭家珍刺良动机如何，但行动却获得了成功。据时在国光新闻社工作的韩锋回忆说，当时，国光社是同盟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坐落在北京李铁拐斜街。自从刺袁事件发生后，京中清廷大员已如惊弓之鸟，防范甚严。如何接近良弼，这成了刺杀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有一天，彭家珍去西河沿金台旅馆看人，那人不在。彭家珍坐在客厅里等候时，见桌上有一张片子，上边印着“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字样。于是，心里一动，便随手将片子装进了口袋。接着他问茶房，崇大人几时来过？茶房说，崇大人刚从奉天来，访友不遇，上保定去了，说是两三天后回来。他的房间还留着哩。

    彭家珍听了这话，心里便有了主意。他回去后，立即借了一套军服，同时准备好了炸弹。晚上，在国光社碰头时，他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他说他打算冒充崇恭求见良弼，然后寻机将他炸死。

    在说这番话时，彭家珍显然已是深思熟虑，下定了最后决心。说完之后，他便解下金表和金像盒交与付天民，托他转寄资中老家，交给朋友留作纪念。韩锋回忆说，他当时才二十一岁，看着彭家珍，心里很感动，便噙泪念了赵伯先送吴樾的那首诗：“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彭家珍听了点头苦笑。

    26日，刺杀行动付诸实施。彭家珍穿上借来的军装，佩上军刀，拿着崇恭的片子去找良弼了。他先去了良弼的办公室，但良弼却没有见他，让他有事晚上去家里谈。据李炳之回忆说，良弼当时看了片子，对他说，崇恭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和他不甚熟，不知来见我有何事。他不知道军谘府是军机密要的地方，不能随便会客么？

    彭家珍在军谘府未能见到良弼，当晚便去了良弼家里。良弼家在西门大红罗厂。彭家珍乘马车前往时，参与行动的同志分散到报子胡同、帅府胡同东头、大拐棒胡同北头和小拐棒胡同西头打探消息，准备接应。谁知等了将近两个钟头，毫无动静。

    事后才知道，彭家珍到良宅时，良弼去了肃王府还没有回来。接下去发生的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门房让彭在客室里等候，他说良大人过一会儿就会回来。过了一个多小时，门外响起了马车声——是良弼回来了。他的马车刚靠到门前的石阶上，彭家珍已经迎了出来。良弼这时左脚刚踏出车门，彭家珍便从怀里掏出炸弹扔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良弼当时就倒下了，他的卫兵也被炸倒好几个。由于距离太近，彭家珍也不幸中弹牺牲。

    另一种说法是：彭家珍去良弼家里，良弼不在。他等了一会儿，便乘车回去了，没想到在回去的路上看见良弼的马车回来了。彭家珍当时喊了一声“赉臣”，不知是没听见，还是其他原因，良弼的马车没有停，继续向前驰去。彭家珍急令车夫调转车头赶了上去。等到彭的车赶到良宅前，良弼已经下了马车，正踩着台阶向大门里走去。彭家珍跳下马车，在台阶下急急地投出炸弹，但炸弹碰到石阶上弹了回来。跟着，炸弹爆炸了。彭家珍当时就被炸倒，献出了生命，良弼也受了重伤。

    整个行刺过程虽有细节出入，但结果却是相同的。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当时并未死，只是炸断了左腿。两天后，才在医院里咽气。

    良弼死后，有人推测该案是袁世凯指使人干的，一时间传言甚多。一种说法是，良弼受伤住院后，西医替他做了手术，手术本来很成功，可在赵秉钧前往探望之后，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据说，赵推荐了一个中医，说是要替良弼解除体内的火毒，可良弼服药后不久便疼痛而死。舆论普遍认为，这极有可能是袁世凯买通医生在药里下了毒。

    关于袁世凯害死良弼的说法，一直到民国后仍然众说纷纭。尽管彭家珍这时已被追认为烈士，可还是有人认为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疑点。李炳之回忆说，民国成立后，他在参谋本部工作，经常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四川人到部里来找陈宦，每月从陈那里领取一千块钱。陈宦当时是参谋次长，袁世凯的亲信之一。他亲口对李炳之说，这个四川人就是彭家珍的父亲。袁世凯为什么要给彭的父亲发钱？李炳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他认为杀良弼和杀吴禄贞一样都是袁世凯的阴谋。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太多根据。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原因就在于除掉良弼，有利于袁世凯。的确，良弼死后，朝中亲贵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溥伟、载泽也先后逃出北京，宗社党的势力几乎瞬间瓦解。局势急转直下，袁世凯逼宫的最后障碍也完全扫除了。

    由于段祺瑞的通电和良弼之死，皇室高层已无人再敢反对共和。1月30日的御前会议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本来反对退位的亲贵就占少数，现在死的死，跑的跑，留下来参会的王族亲贵们个个心存恐惧，面面相觑，几乎都成了哑巴。会场一片沉默。

    过了许久，隆裕见没人吱声，便催促道：“为什么都不说话呀？”

    众人默然。

    过了一会儿，隆裕又说：“你们都说话呀？”

    还是无人应答。

    隆裕又气又急，说：“你们都不说话，想让我一人承担啊！”说着，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

    从这一时刻起，清王室软弱的抵抗已经基本瓦解了。此后，退位与共和已不再是被讨论的问题。隆裕太后的精力也全都集中到了优待条件上。优待条件共三大部分二十款：一是关于皇帝的，二是关于皇族的，三是关于满、蒙、回、藏各族的。据叶恭绰回忆说，隆裕太后抠得很仔细，逐条逐句，反复提出修改。之后，又发给南方，南方提出意见后再发到北京，这样反反复复，来回七八次之多。袁世凯这时仍托病在家。

    1月29日，隆裕要召见他，可他仍以病重无法应召为由在家调养。

    2月5日，由于清廷对优待条件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地改来改去。时间一天天过去，南方等不及了，袁世凯也等不及了。于是，段祺瑞再次领衔前敌诸将打来通电，催发共和诏旨。而且，这一次措辞比1月26日的通电更为严厉。电中称：“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祺）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所谓“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这无疑就是兵谏了！这份电报一到，马上就起到了震慑作用。当天，隆裕太后对南方发回的优待条件就不再提意见了。

    据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这份电报是袁世凯为迫使清室退位，暗嘱靳云鹏（时任段祺瑞手下参议）携电稿至前线交段祺瑞，以前敌将领名义拍发。内有：“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又有：“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此电着墨不多，极切要害。袁之出此，系再进一步威胁王公大臣也。

    优待条件通过后，下边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退位程序迅速启动，最后只剩下退位诏书了。关于退位诏书，开始有人认为是阮忠枢起草的，因为袁世凯的重要文件，包括一些谕旨都是出自阮的手笔，但实际上阮忠枢并未参与此事。有的说，草稿是赵秉钧找洪述祖写的，后来交叶恭绰修改，可叶迟迟未动笔。最多的说法可能要算下面这一种了，即由张謇起草。张謇乃光绪年恩科状元，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这份诏书堪称“奇书”，穷尽了中国文字的各种技巧，几乎每一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段落，都有讲究。可以说，它综合了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了各种想法和诉求，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藏机锋，话中有话，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原稿中本无“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力，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段，然而诏书正式发表时却加上了这一段。

    这段是如何加上去的？说法也很多。有人说这段是由袁世凯身边的人，即汪衮甫、徐世昌所加。但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说，加上这段乃是隆裕太后的主意。太后在看了诏书后再三斟酌，认为没有这段不放心，她说：“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加上这样的句子，目的就是希望由袁世凯来主持共和。直到这时，她还抓着袁世凯这根稻草不放，岂不可悲？

    袁世凯的计划顺利地迈过了最后一道坎。这对他并非一件易事。正如一个外国人指出的：“和平退位是通过可观的劝说技巧而实现的，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恐吓、许诺。1912年1月在北京玩弄的这些复杂花招中，袁施展阴谋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但是，绝不能认为他还有别的选择。”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是清廷正式颁布退位诏书的日子。天刚亮，东华门外就已开始戒严。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廊子上（这里是候旨的地方）内阁大臣们穿戴整齐，早早地等候在这里了。他们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所有的阁员都来了，只有袁世凯仍然托病未到。大约是心里有鬼，害怕面对太后，所以他便委托外务大臣胡惟德代替他接受诏书。

    乾清宫是内廷重地，所谓“乾清坤宁，法象天地”，是皇权的象征。在乾清宫的旁边还有两座殿，东为江山殿，西为社稷殿，内供江山社稷之神，象征着皇帝对江山社稷的统治。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上午时分，宫里传出话来：“太后即将御驾，请各位大臣上殿。”

    于是，诸大臣在胡惟德的率领下鱼贯而入。殿内的御座前，四个太监站立两边。胡惟德走到离御座约一丈远处停下来，跟在后边的大臣们便依次走到胡惟德的两边，横列一行站好。在大臣的后边是四名侍从武官，他们穿着军装，佩戴军刀，笔挺肃立。

    唐在礼就是这四名侍从武官中的一个。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待大臣们站立好后，一个太监入内请太后御驾。稍过片刻，有两个太监从里边先出来，在御座前分两边站好。接着，隆裕太后便出来了，跟她一起出来的还有小皇帝溥仪，在他们之后是几名扈从太监。

    仪式很快开始了。胡惟德领着众人向太后三鞠躬。这是大臣们上朝第一次改变礼节，虽然他们身上穿的仍然是花翎袍服。隆裕太后点点头，作为还礼。之后，太后在正中落座，溥仪坐在她的旁边。

    胡惟德上前一步，说：“总理大臣袁世凯受惊之后，身体欠安，不能亲自见驾，叫我带领各国务大臣到宫里来给太后请安，给皇上请安。”

    隆裕说：“是。”

    过了一会儿，隆裕从太监手里接过事先准备好的退位诏书，然后说：“袁世凯世受皇恩，把这样的局面应付到今天，不容易了。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有成，能使南方满意，做到优待皇室等等条件，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使天下早点安宁吧。”

    隆裕说完，慢慢站起来，把手里的诏书递向胡惟德，接着说：“胡惟德，你把我的意思告诉袁世凯，这道诏书也交给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