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点名评论了

    方叶的文章终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时间来到二月初，原本早就应该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关于胡峰的大批判没有再出现,代替的是警惕文化战线上可能存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和学术研究之类的文章。

    就方叶本人而言，他原本并没有想过能改变些什么,毕竟任何事情的发生，其本后都有着其深刻的动机和原因，比如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政治的学术批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术界的一次‘集体改造’，而胡风案不过引起的又一堆火罢了。

    如今的文化界其实分成两拔，一类是喝过延河的水，见识和经历过宏大伟业的‘延河派’，另一类则是来自于国统区’;而国统区之中又分为从事解放工作的知识分子和‘被解放’的知识分子。

    郭末若、周扬、丁铃这些人很显然是喝过延河水的革命者，而巴金、胡风这些人则带有‘被解放者’的色彩，哪怕他们一直在从事左翼文化阵营的工作，也改变不了这一切，而那些真正的被解放者，则基本没有多少话语权。

    胡峰在其中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虽然在早年加入了共青团，但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远走日本，在东京加入了日共,回国之后便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左翼文宣工作，不过他的一些观点从早年间开始就受到了批评。

    四十年代时，胡在其现实主义观点中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表述，但很快就受到了何其芳的批评，主观本身存在唯心论，这与马列强调的唯物论不符，何其芳认为‘艺术应当与人民结合’，当时批评胡的人并不少，不过他并没有进行改正，而是一直保持着这种观点。

    1942年，主席发表《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的党的文艺路线，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还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路线进行了总结等等。

    当时胡峰的观点就与延河派相抵触，他认为将人的日常生活与工农兵的生活区分开，是对生活的肢解;反对作家成为‘留声机’;他还反对简单的将经济形态与诗人作品进行类比，认为给诗人随意贴阶级标签，是对诗人心灵世界的简单化处理，对诗人造成了伤害。

    1948年乔冠华、胡绳、林墨涵等都展开了对他的批评，然而他在受到批评以后，不仅没有认真的思考，反而坚定自己的观点，当时的他在国统区工作，又值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这些由思想反映出来的学术矛盾，都是次要矛盾，大家对他批评一下也便算了，并没有进行批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他，并没有深刻的理会到‘艺术服从于政治’、‘革命作家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这一点，他确实有着在‘学术自由’这一观点的浸染下，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究竟是以什么立场为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1952、53年的人民日报对其的批判，他的这种思想还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1954年他直接向主席上了一封‘三十万言书’，这本书中，他一边认为自1949年以后的文艺工作没有建立在主席和党的原则基础上，一边说主席和党的观点被曲解了。

    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学习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能写‘光明面’，忽略落后和阴暗面，他还认为这种作品是不真实的，还建议作家应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官员的需要。

    这妥妥的就是被自由主义思想给洗脑洗傻了，完全没有认识到革命是需要讲立场的，而革命的文化知识分子，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不是所谓的偏片的‘学术自由’。

    时间缓缓流淌,二月中旬的方叶，刚刚忙完旗下公司的巡视，回到同安县，但他拿起报纸之时，就看到了那本应该在一月份就该出现的对胡峰的批判。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拐点,原本在一月十八日，中央开完了文艺座谈会后，对俞伯平和胡适资产阶级批判的风声已经降了下去，而对胡峰的批判，也改成了批评，然而让方叶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胡先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直接撰文上书借‘学术自由’为名展开了自我辨驳。

    原本看完三十言书的主席就已经很生气了，但考虑到这次批判确实有过火的形势，因此借着方叶的‘上书’提醒，便决定减少政治引导，但万万没想到这位头铁先生也再次上书，看到文章之后的主席，席一时间愤怒异常，他亲自提笔给其作下了‘判决’。

    【伟大领袖指示:胡峰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胡峰的文章谬论观点摘要与领袖的指示，同时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坐在办公室里的方叶看完内容之后，不由得张了张嘴，自言自语道:“这位胡先生他马不是个神经病吧，丧失革命文学的立场不说，这完全看不清形势啊!”这一刻，方叶无比的理解了，主席为什么要用政治批判来进行学术批判了，这类事情，表面上看确实是混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但是就现下这个时期，出现的胡峰这件事来看，如果不进行政治批判，那还得了?反了天了这是!

    很多事情,不亲自经历，只是站在后来者的历史视角看，好像此时的人们分不清‘对错’，不理解这个时期的人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而就胡峰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边吃着社会主义的饭，一边砸着社会主义的锅，哪怕就是容忍度相对很高的21世纪，党内出现了这样的学者，停止学术研究开除编制，禁止公开发表观点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方叶觉得自己也应当对过去的客观过头，做出弥补性的措施，于是他打开了电脑,他要写一篇文章来呼应主席，只因为这位胡先生做的太过火了，完全不知道死活。

    《胡锋先生的观点给予我的一些个人思考》，方叶定下了标题,他并没有立即展开对胡峰的观点批判,而是先讲述了胡锋的基本经历，然后开始分析他观点的由来。

    “…胡锋先生作为当年的一位左翼阵营的文化知识分子，他似乎始终没有认识到‘自身立场’的存在，认为他所认为的‘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我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文中，已经解释过，学术自由其实是―种相对自由，而不是绝对自由，思想的自由本身也同此理。”

    “我们可以举些基本的例子，如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方都在研究彼此的思想观点，但我们不难发现，在很多人认为的学术与思想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少他们的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在他们的世界共产主义如同妖魔，社会主义被强烈抨击。”

    “哈耶克先生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其中之一，这类书还有很多。思想的自由也是如此，又比如，若在这一时代，有人写书认同商朝及以前的活人祭祀，认为当初的思想是—种好的思想，这种思想观点是否应当让其自由呢?这显然是不能的。”

    “从胡锋先生过去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来，他过度的相信了所谓的‘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我本人对他想要保持一种自我认同的‘自由’表示尊重，但他的这种自由及其表述的相当一部分观点，已经突破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上升为政治问题了，所以我不认同他的这种自由。”

    “他认为革命知识分子不应当被‘控制’，革命的作家不要学习马列主义，我不知道这种‘控制论’从何而来，如果一名从事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不需要讲自己的‘思想立场’的话,那么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究竟需要代表哪种思想立场来表达观点呢?革命的作家不学习马克主义，那要学习哪种主义呢?是表达资本主义立场还是要表达资本主义?”“从清末至今，中国的知识界都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坚定的相信西方世界是一个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世界，好像在那个社会中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观点都可以发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倘若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真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会能否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呢?事实是并不能。那么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而又很显然的是，胡锋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胡先生在日本待过，我觉得他更应当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去待一待，如果他真能深刻的理解一个社会的话，我相信他会明白一点――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

    “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无论是各个阶级或阶层，首先要维护的都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利益，于现阶段下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歌颂社会主义，不会被容忍，同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歌颂资本主义同样不会被容忍，两个社会之中的学者们，都有着各自不能触碰的红线。”

    “去年,在‘自由’的西方，麦卡锡主义者被逮了，他们的思想被禁了，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哪怕这种主义者本身是在维护资本制度的反共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样被处理掉了，那些处理这些人的美国官员们有没有他们的立场?是不是在控制思想，控制言论?”“只不过是他们的制度相对成熟，没有直接采用如同我国当前这种政治批判的形势罢了，不是他们不用，而是他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曾经在西方革命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控制也曾无所不在。”

    “支持《日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宣扬法国革命的知识分子被逮捕然后处死，美国组成的资本主义阵营至今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从而爆发了‘冷战’，如果西方真的绝对自由的话，那么这些历史是不应该存在的。”

    “而现实却恰恰相反，所以这种自由本身就有着‘限度’，只不过西方从过去的暴力革命时代走到了后来的政治控制，现在又转变到了制度加政治控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标榜一切自由，新闻也没有审查，但绝大多数人大概率不知道，美国早在1922年就成立了‘美国新闻自律协会’，这个协会名义上旨在促进新闻的公正与准确性，维护新闻自由，它确实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又有几人真的思考或了解过这个‘新闻自由’是什么呢?是不是‘新闻审查委员会’改成‘新闻自律协会’大家就不认识了?”“美国通过如学术协会，律师协会、职业协会等等各种协会，替代了审查委员会功能，而如果某位学者背离了这类协会所规定的所谓‘自律’，他们大概率不会如中国这样进行政治批判，他们会先停止其工作，限制其经济来源,必要时找个理由直接逮捕。”

    “对于那些‘死不悔改’的也有两个选择，其一，幸运的被驱离出国境;其二，死于某场如车祸、跳楼、火灾之类的意外，这种事美国中央情报处(cia)秘密行动处是非常熟悉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过去美国的这个行动处和他的前身都干过些什么。”

    “那么如胡先生这类，是要做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站在革命的立场去理解和从事革命的工作，还是一如厩往的坚持追求自己西方式的‘个人学术自由’?”方叶继续写道:“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思想一度十分的混乱，各种流派纷纷登场，看似好像百家争鸣，其实基本没有什么争鸣，因为近代中国的思想主要是西方思想的延伸，一种是来自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一种是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只有这两种思想在竞争。”

    “两种思想都是基于西方早前哲学分离出来的两个支脉，他们之间相互竞争，从而实践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然后相互对抗，过去这两种制度哪种更合适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也已经有了结果，事实表明马列主义适合中国。”

    “这是现实的政治也是历史的抉择，但是从过去走过来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二点，他们既对西方资本主义宣扬的所谓‘自由’抱着片面的认知，也对现在马列主义的中国抱着难以理解的态度。”

    “他们无法理解，甚至在心中无法认同‘阶级论’、‘唯物论’，没有认识到现下是这种全新的哲学观点正在中国全面构建和实践的历史过程,而究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马列主义所实行的分配制度伤害到了原有的利益阶层。”

    “这些阶层包括了过去的旧统治阶级下的各个利益阶层，而旧学术阶层也是这个阶层利益之一，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很会选择，他们大多学的都是过去对中国工业化发展没有多少意义的文科,而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文科呢?因为学习文科相对来说太简单了。”

    “如果学习了并进行实践，那是真学者，但要命的是许多人将西方近代研究的方式学了个半桶水都没有。”

    “可就是如此，这也没不妨碍他们将那点货拿到国内来，忽悠没出过国的国内知识分子。他们的方式是要么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等重新西式解读一下，要么重新西式编排一下，再嚎上几嗓子‘救国救民’，更多的是对着本国的一切一通‘批判’，当一个喷子，‘自称要骂醒国人’，再加上文人彼此间相互一吹捧，就出现了一堆所谓的文学大师、文化大师、思想大师。”

    “至于近代以来，哪些人都在西方抄了哪些东西，我在这里就不——点名了，你们中的一些人跑到了国外，一些人现在还在国内，作为文化界伪学者的我，虽然不靠写字这种低级手段混饭吃，但这个面子我还是要给，馅有多少心里清楚,但文人皮薄我也是知道的――人艰不拆嘛。(注:人活着已很艰难，就不拆穿了。)”“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在过去学术阶层相当一部分人，醉心于文科，想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随心所欲，反正到月拿工资，至于是否对国家、对民族,是否对人民有益，是否对当下国家发展有益，那跟自己没太大关系，个人所好须排第一，而且还要将这种‘所好’，贴上一个‘学术自由’的标签，须知就这点水平，要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文化混子，怕不得饿死。”

    “如今，新中国需要摆脱过去落后的面貌，因此当下中国的所有阶层,包括文化知识分子阶层，都需要集中全部力量，解决中国建设过程中的问题，这就需要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任何力量的浪费都是国家的浪费，所造成的结果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拖慢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从过去解决外部矛盾变成了现在要解决内部矛盾，这是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后都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身为知识分子，还不明白这一切，看不懂中国当下正在构建新的统治哲学，不懂得国家建设过程中文化知识分子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我建议可以在恰当的时机来一场‘文化界的大革命’，脱下长衫去深刻的体会下真正的‘救国救民’是什么样，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学者、思想者、高级知识分子、普通知识分子，不管哪一种，如果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现实社会，只是坐在一间屋子里，只知道维护本身阶级的利益，既不能创造出引导人类的新思想，又不能研究出提升国家治理和发展水平的新学术，更无对人民群众的切身体会和同理心，那么这样的人是可耻的人，是丧失道德的人，只是一台会写字的造粪机。”

    这篇文章方叶写得很快，他原本是不想指名道姓评胡锋的，但是了解了他的那此观点和时下国家所处的环境后，方叶觉得作为一名跟着党也有二十多年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不应该还是这样的觉悟，他的这种‘头铁’行为，表面上看‘学术自由’铁骨铮铮，实际上是在挑战新政权的统治。

    从这里，方叶也理解了为什么到了五月份胡锋会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了，就他的那些扯着主席和党大旗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和国家对着干。

    从1940年到1955年，整整十五年时间，胡锋多次受到批评，到了52、53年更是直接批判了，但他却毫不知检讨自己，那些年他更是在总理的指导下工作，却是没有看到一丝进步的地方，这样的人最后被逮捕判刑,只能说在这个时代是有其重要原因的，甚至谈不上冤。

    方叶的文章送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里主席将文章看完之后，笑着对弼时和总理说道:“你们看，方叶同志思想进步很快嘛，他开始理解起这个时代了，这说明他的那个上帝视角终于回到了人间。”

    三人说完笑了起来，而后总理说道:“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治要求，就我对他以往的观点看，他总觉得这个时期一些事做的过头了，觉得冤枉了许多人，这说明他对政治的认知高度不足，对这个时代与历史的认知是脱节的，现在看来确实是进步了。”

    弼时推了推眼镜说道:“总理说的这个问题，方叶同志一直以来确实存在，他之前就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觉得学术的问题通过学术来解决，他对于‘革命’还缺乏认识，过去我们进行的是武装革命，现在我们对国家的建设，其实是在进行—场方方面面的革命。”

    主席微微点头，将烟抽了一口说道:“无论如何，有进步就好啊，他终于不再认为，靠着轻言细语就能说服一些顽固分子了。”

    “那这个文章呢?”弼时指了指主席手里的稿子。

    主席吸着眼看了看说道:“可以在人民日报王岩专栏发一发，关于胡锋的问题，要当成一个典型来抓，该批判要批判,要从根本的思想上来对他的错误思想进行纠正，事实证明和颜悦色、轻言细语对于那些顽固派是没有用的。”

    总理补充道:“主席，胡锋的典型问题确实应当狠抓,不过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的会议上个月才作了说明，因此关于胡锋的问题是否也要做一个说明。”

    “蒽来提醒的有道理。”主席点了点头,他想起了方叶文章中关于学术与政治界限的表述，便接着说道:“我认为人民日报接下来的文章中，要说清楚胡锋问题的不同性质，中央对于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从未变，但是胡锋的问题是其学术思想突破了学术与政治界限，直接挑战政治，因此必须给予严厉批判。”

    主席将文章缓缓递向前,弼时接过稿件说道:“这个说明很有必要，要不然到时会觉得我们说话不算数。”

    主席吸着烟笑道:“无论是政治界还是知识界，这都是一堂声动的课啊，学术的政治要讲，但过度政治化肯定是不好的，这中间的尺寸如何把握，我们都要学习。”

    “主席,我觉得主席刚刚的这段话可以作为指示，加入到人民日报中去。”总理笑着说道。

    主席摆了摆手:“这就不必了，不过可以在通气会上讲一讲，毕竟政治与学术两者也无法完全区分开来，如果作为指示，那只会越走越教条。”

    弼时点了点头:“这件事上意会确实更恰当。”

    国家初建很多方面的制度都不健全，全国上下正儿八经的管理人才也没几个，至于国家具体的建设计划，哪怕已经五年了，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只确定了‘工业化’这个大纲，而工业化中重工业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其次是恢复经济和农业发展。

    至于一五计划中重工业比例过高的问题，方叶将历年‘计划’的历史文献资料都交了上去，不过少其、总理、陈芸三人研究后认为可以现在就调整，也可以二五计划再调整，最后主席做了决定，他认为一五计划重工业发展不能中断，经济向其倾斜是对的，同意二五计划调整。

    人民日报上‘王岩’专栏又出现了，此时稍微有些政治敏感度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出现，风向必定会变，然而当人们拿起报纸之后，才发现王岩一改过去不指明道姓的评述，直接点名了胡锋，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