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三)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当方叶正朝着丰泽园门口走去时，就看到左侧的道路上，刘主席也正踱步走到，两人距离不过几十米，却见刘主席老早就朝方叶抬了下手打起了招呼。

    刘主席先到了门口，不过却未进去，而是等了下方叶，就见方叶快步上前问起了好:““刘主席好!”“你的建议书我看了。”刘主席说了一句，而右手却是朝方叶伸出来，两人随之一握。

    “经济知识匮乏，写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希望没像之前一样给国家添乱就好了。”方叶连忙解释道。

    就见刘主席微微一笑，点到即止的说道:“有些地方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改动太大，不过这是建议嘛。”

    说完刘主席便又朝门口略略抬手，示意方叶跟进来，二人迈步进了丰泽园，从前院往菊香书屋还要穿过二进院，因此两人便一路聊了起来。

    刘主席主动开口问道:“我看了你的‘经济政策调整建议书’，也知道了你的想法，其实有些想法，我是认可的，也十分大胆,但你知道国有现有体制是为了保证工业建设，所以建议书中的许多方面实行起来有困难。”

    方叶听得明白，刘主席其实是认可他的建议书的，只是作为二把手,他并没有真正的实权,像如建议书中的那么大的经济调整(实际相当于初步改革了)，他其实做不了主，何况早些年方叶也提醒过他，让他不要做主,这话刘主席一直记到了现在。

    方叶回道:“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事实上在工业中的三大基础资源，如石油、钢铁、煤碳目前的产量够用，而诸如有色金属铜、铝等产量勉强够用，合金材料则相对匮乏，所以我国现下依托钢铁可以发展钢铁制品业了，国家的钢铁工业总体,也应当从谋求数量，向谋求质量和多重类发展，不能再进行单一化生产，这不利于钢铁工业的整体进步。”

    刘主席点了点头，不过依旧说道:“你说的这些有道理，但还是那句话，造出来了卖给谁，工厂产能过剩卖不掉，农民买不起，工人相当一部分也买不起。”

    “所以才需要调整。”方叶说道:“一些方面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严格限制，该放开的还是要放开。”

    两人放慢了脚步，刚刚跨上二进院的台阶，就听到了身后传来了总理的声音，方叶回头一看，总理与陈芸副总理二人正快步走来。

    谈话就此结束，四人打了下招呼，便一起向后院走去，刚刚跨进院，就见叶子龙已经在门口等待了，他见几人到了，便朝屋里喊了一声，不一会主席迈步走了出来。

    “少其、蒽来，你们都到了啊。”主席笑着打起了招呼，而后便在叶子龙的引领下，一起来到了边上的一个房间，看来今天这里要充当临时的会议室了。

    五人坐定,而叶子龙则站到了门外，这些年他都已经习惯了，大凡有方叶在，那么会议基本不会出现任何形势的记录，所以等到主席进了房间,他给几人打好茶水后,便第一时间关好门退了出来。

    房间里,主席很热情的给少其、陈副总理和方叶三人各丢了一根烟，接着房里就烟雾缭绕了起来，不过也许是因为抽烟，这让现场显得很安静，大家都没有说话。

    主席一连将烟抽了几口，这才扫视了一圈，朝大家问道:“方叶的经济调整建议书，大家都看了，是个什么想法?”略作停顿，主席便看向陈芸说道:“陈副总理,经济的问题你在负责，你先说说。”

    陈芸心中多少有些忐忑，这话不好说啊，毕竟方叶那份建议书，经过了他的大幅修改,让其看得更符合时下的表述方式，但内里的‘调整’方案及表述的核心是不变的，说是‘调整’，其实更多的是‘改革’。

    眼前，主席并没有表态，却让他先说，是支持方叶的建议还是不支持呢?陈芸心中两难了起来，想了一会，他才开口道:“如果从同安示范县的经济模式来看，建议书中的内容比较符合那里的体制，而若就全国范围来看，有部分地方可以接受，但若按此全面调整则不合适。”

    “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合适?”主席继续问道。

    陈副总理答道:“像自行车、缝初机这一类基础钢铁制品购票凭证和普通钢铁大宗交易配给制可以取消，钢铁产量这么大，还对其销售进行限制确实不合适。”

    “而不合适的方面。”陈副总理继续答道:“比如在全国主要或重点交通道路设置收费站的事，这不符合公共利益服务于人民的理念。”

    道路是从老百姓身上收费,老百姓一起扛着铁镐推着车来建的,而且大多还是砂砾路,并没有铺水泥或者沥青，这样的道路设收费站就过份了。

    但是方叶不这样看，他在建议书在表述得很清楚，修路老百姓是出了力，但是砂石、油料、大型工具这些都是成本，路修了不收钱，表面上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不符合经济循环啊。

    道路需要维护吧，那些省内或跨境的汽车在上面行驶吧,免费通行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道路修好没多久就又被压坏了，而却无法大规模进行维护，因为需要钱啊,可是道路又免费，那么钱就只能从国家税收上来，最终承担的依旧是老百姓。

    所谓‘公路收费’就从普适性的理论上来看似乎没道理，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则必须这样做，大家要想道路条件更好，那么通行就得出钱，这些钱可以用来维护道路，其实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其实现下也不是不收费，像那些大桥，比如南京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就收费，而国内的普通的道路则不收费，原因就如陈芸所说，那是老百姓自己修的，凭什么再收他们钱。

    “这一条陈副总理反对，方叶你是什么看法?”主席向方叶看了过去。

    方叶回道:“我的观点不变，不收费表面上看老百姓得利，但其实并不得利，不仅不得利而且支出得更多。各地道路几年一次大翻修都是好的了，有些地方十几年也不见得翻修一次，为什么会如此，只因地方财政没有钱。”

    “可道路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平时并不出行，老百姓真正在上面走的,多数都是短途旅客，而大多数情况下，主要还是为汽车运输提供便利,这些车辆有些是省内的有些是外省的，车子来回压，却不付出代价,最后修时，又要老百姓去出力。”

    “从谁先受益，谁先付出成本的经济角度，应当对于机动车辆收取恰当的费用。”方叶算了一笔账,说道:“全国目前的民用机动车保有量三十多万辆，若平均一辆车，上一次路收五毛，不计算长途的话，一天至少15万元，一年至少五千万以上，这还是保守计算。”

    “现在不对这些车辆收费，那么这个费用就会转嫁，转嫁给谁?还不是农村的老百姓?全国公路总里程46万公里,这么多道路即便平均每十年翻修一次，需要多少人力和钱?最终出人出力出钱的都是老百姓，我认为这就是典型的表面型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对百姓的变向剥削，符合现有政治理念，但不符合经济逻辑。”

    方叶的话很重,其实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南来北往的汽车来回压，路压坏了，老百姓来修，出的钱也是来自老百姓的税收，而老百姓平时在路上最多也就是拉拉板车，路程短又没有公交车的大多数地区，几十里地都是步行，而结果却让老百姓承担，这不是扯淡么。

    总理说道:“所以你的观点是，要在跨省跨县的主要国道上设置收费站?”方叶点头道:“是的，只对过往机动车辆收，又不对普通行人和人畜力车收，对于老百姓的影响并不大，即便旅客出行，单笔附加的过路费也能够承受，这总比一次大规模支出要强。”

    修路是需要‘附加’的，比如某县或某省要修主干道，那么全县和全省就会附加摊派，这种摊派年年都有，少则几元，多则十几元，个别地区甚至三十多元,摊派无疑增加了老百姓的支出，老百姓口袋里长期缺少货币，也就没有什么消费能力了。

    方叶继续说道:“现在全国车辆还只有三十余万辆，而随着逐年增加或者国家发展汽车产业，那么车辆的总数量几乎每—年就翻一倍，今年50万辆,明年80甚至100万辆，车子多了，路就要修。”

    “比如连接省与省，或者省内主要地区，比如合肥到庆州的水泥路修建需要大笔费用，若不设收费站，这些钱就得摊派在老百姓身上。国家用这些税收修好了道路，可成本却收不回来,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拿老百姓搞的投资不仅没有回报，后述还需要老百姓来承担，这没道理。”

    方叶觉得没道理，但是按现下的国家理念，这是有道理的，人们简单的理解了‘取之用民,用之于民’的理念，认为用老百姓的税收做的事就得免费，其实这种认知缺乏了必要的经济常识，事实上增加了老百姓负担，这种搞法只会将国家越搞越穷。

    方叶说道:“这些年来修了多少公共工程了?国家投入了多少钱，收回来了多少钱?收支平衡了吗?如果没有，那么这种‘取之用民、用之于民’，到底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还是加重了呢?结果是显然的。”

    方叶用着最简单的逻辑对当前现象进行了比喻，比如国库收上来100块,然后国家大力建设，需要120块，于是国家超发了20块，超发部分就是赤字，而最终这120全部投入了国家建设，钱被花干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依旧需要靠从老百姓身上收税来解决。

    于是，接下来的建设中，国家又收了100块，再次超发20块甚至更多，于是财政赤字累加达到了40块，由于这些大型公共工程，国家多数都是不收费或少收费，以‘取用于民’的思想作指导，而最后即便收上来了部分钱,但是财政赤字依旧居高不下。

    国家依旧在大力投资建设，资金就越发不足，于是就又继续向老百姓加派税赋,老百姓年年口袋里被搞干了，国家的国库也没钱，财政赤字还一大堆,如果说这是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前期，这么做无可厚非,因为实在没办法，但随着逐年累加，终于国家通胀问题大规模出现了。

    国家没钱,建设依旧大力进行，于是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通胀因此居高不下,不是不允许通胀,而是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但基于国家现有体制和对经济的理解，这个问题是在加剧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不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调整，而是通过行政指令来调整，生产过剩怎么办?那就减产!多余的工人怎么办?赶回农村!农村老百姓面临的问题要怎么办?继续加派税赋!城市里的居民怎么办?提高农村征收，加大城市补给!简单粗暴。

    这是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吗?不是，这是行政指令打断了基本的经济逻辑!国家做的不是依托现有有利资源将蛋糕做大，而是将已经做大的蛋糕重新缩小，那过去这么多年举国建设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全局的发展规划在哪里?

    方叶一通连珠炮，主席抽着烟默不作声，陈芸则直勾勾的看着方叶，而总理与刘主席则低下了头，同样不发一言。

    方叶这是当面‘猛烈批评’了，他说的对不对?陈芸的心里是十分认可的，且从总理和刘主席的表情看,他们也是认可的。

    当年总理就‘反冒进’，结果被主席给‘反反冒进’了，从那之后总理一心扑在外交上,再不也敢对于内政多作干涉,而权力也被分散，工业一分为二，民用工业归了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归了国防部。

    各省一把手大员，很多时候也只是经过总理这里一下，基本直接上达天听,同时伟大领袖也经常召集全国地、县一把手到京开会,所以总理和刘主席二人一样，多数时候只负责日常管理,但很少决策。

    比如这一次国内经济出了大问题，经济需要调整，伟大领袖也知道这是过去决策造成的结果，于是刘主席就坡下驴，将原本在冷板凳上坐了几年的陈芸重新请出了山，重新主持经济工作，这一次伟大领袖没反对，毕竟烂摊子需要人收拾。

    当然，不是说伟大领袖不认错，事实上这一次他是主动认错的,再最近的一次大会上，伟大领袖如历史上一样表示:‘过去造成的一些问题，他负有主要责任。’这种表述极其罕见，但伟大领袖确实知错就改,这一点无疑是值得历史肯定的。

    方叶说道:“国内石油和钢铁产量都上来了，为什么不发展汽车产业呢?就我国现在这汽车产量是远远不够的。”

    “—旦国家发展汽车产业，不就民用乘用车吧，就以卡车为例，我国完全可以通过这一产业，至少解决数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工厂有了钱，就可以继续研发大马力的汽车发动机、发展变速箱汽车，不仅能让全国汽车制造业迈上了一个台阶，而且还能解决诸多问题。”

    “就业是一方面，汽车产业还能解决当下国内钢铁和机床产能过剩的问题,冲压机、锻压机、车床、数控机床等现有产能不仅能保住，甚至还要扩产。”

    陈副总理说道:“一个汽车产业能解决这么多问题吗?”“能啊。”方叶说道:“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就需要数万甚至十数万人，而上下游的制造厂成百上千家。大量的工人是一方面，社会服务从业人员是另一方面,我说带动数百万人就业都是少的，事实上在那边，汽车产业直接从业工人2200余万,哪怕我们还发展不到那个层面，但解决百万人就业不是问题。”

    方叶比了个手势说道:“要把国家的蛋糕做大，让人民真正的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利益，而不是靠现下这种长期的付出，这种方式虽然确实可以使得国家层面快速的进步，但是老百姓得不到实际利益,最终这些进步的地方，就又会重新难以继续前进。”

    “现下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国家发展起来了，工人没得到利，反而要失业，这就又回到了之前的问题,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方叶说道:“如果为了发展而发展，那么这种发展思路就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发展的根本目的，一是国家强大，二是人民获利。”

    过去的1961年，经历两年自然灾害后，国家农业迅速的恢复了过来，由于方叶带来的新稻种和麦种，国家粮食在1961年史无前例的增长二成，今年北方小麦已经收获，部分采用了新粮种的地区，粮食增长二到三成,水稻如今将大规模迎来丰收,增长可能达到三四成。

    国家粮食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只要国家不继续加大征收的话，老百姓粮食是绝对够吃的,所以在方叶看来，国家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了，应当提高统购统销的价格，让老百姓身上留点钱，让老百姓看到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只有广大老百姓有了余钱，人们才会消费，而这会带动整个国家工业的全面发展，国家从中厘税，快速发展起来的各行各业，又会让税收多样化起来，同时对于过去公共工程的投入回本问题，纳入国家税收规划，如此一来,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将会极大的缓解。

    因此，在方叶的建议书中，过去对于‘富农’的问题要解决，老百姓应当能够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而不是长期维持在贫穷状态,要允许富农的存在，国家要做的是，如何让这些富农消费，如果从中将税收上来,而不是用政治打压从而影响国家整经济发展。

    方叶说道:“主粮产出增长了，国家就不要再盯着农民那点自留地了，是种麻还是种油菜，国家不要管，这些国家需要的产出，应当于政策来引导，而不是行政指令式的强制执行，只要老百姓能得利，他们自然知道该种什么，如此依托农业的农村经济循环也就现实了。”

    “对于那些特殊的大型产出，比如棉花，国家可以在新疆等合适地区大规模种植,其余地区，国家只需要在政策上确保其它省份有一个适当的产量就行，不要指标式的限制。今年市场棉花少，国家就提高收购价，明年国家政策稍作鼓励，老百姓自然会多种，国家再以保护价收购，市场供缺的问题不会向坏，而是会向好。”

    总理说道:“这样一来‘统购统销’就废了。”

    “不是废，而是做出适当的调整。”方叶说道:“超低价收购自然对国家获利，但是随着新中国工业发展了起来，这个政策不能再一呈不变了，要让老百姓手里有余粮，有余钱，全国工业的发展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持续如此，将会对工业整体发展十分不利。”

    方叶说道:“市场路径是最好的调节，国家要做的应当是全面掌握、整体规划，政策扶持，发展指导，而不应当全面严控、行政干涉、强调指标、事无巨细。”

    “还是以指标为例，比如全国钢铁产量够了，指标就可以降低,或者直接废除强制指标，并将钢价打下来，工业制成品价格低了,老百姓买的就多了，国家不仅不会损失，反而能收更多的税,并且还让钢铁工业发展更上一个台阶。”

    “国内交通不便，自行车的指标就可以废除，放开直接卖，谁有钱谁都可以买，基于钢价已经下降，国内的各工厂就会展开竞争,这样自行车的价格也会降，而国家要保证的是，老百姓手里能有钱消费，如此一来，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就出现了。”

    “现在国内用的是载重自行车，将来还有山地车、赛车等高附加值产品，而这些国外已经在发展了，但国内的自行车厂连概念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没有竞争，大家按指标来，国家没有下达研制任务，他们心里想的就是完成任务就行，根本不考虑研发创新的事。”

    “这只是以自行车为例，汽车也是一样，国内现在连稍复杂些的汽车变速箱都生产不了，而1907年福特汽车就已经研发出了自动变速箱，水平相差了半个世纪，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有市场，有了需求才有人研发，可国内目前这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下的中国缺少加工设备吗?根本不缺，汽车变速箱需要的加工设备如:齿轮生产、齿轮精密磨床、箱体数控加工机床等等都有，但这样的汽车在国内没有应用场景啊，没有人用也就没有人研发。

    就像解放卡车一样，老式换挡变速箱，方向盘没有液力助力，开起车来累死个人，没一把子力气，真的连换挡的都换不好，而大马力的发动机技术更是缺乏，一直到1964年，中国从法国进口了一批军车，这才有了新中国大马力军力的出现。

    什么研制，只要国家没任务，那些厂子就躺着，思想一呈不变，制造一呈不变，事实是也没人敢变，哪怕国内的收音机厂老早就制造出了收音机，但是卡车上就不装，汽车座椅安不考虑安全性,还是苏联的大通排，什么人体工程学，什么舒适性，完全不考虑。

    从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到如今已经六年了，要改进什么，—样是需要上级指示，下达任务，然后才会研制,这就是行政体制对于企业强烈干涉的结果，这种情况若一直延续下去，方叶能做的也就只有将自己那一摊自管好,国家其它行业该咋样还是咋样，这让他如何接受?

    所以方叶想的是改变，以前国家工业底子薄,能造出来就不错了，但现下二五计划即将结束，国家已经有了相当的工业底子，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应当要做出对应的调整，不能再一管到底了。

    方叶说道:“国家工业需要进行一次升级，这个可以不急于一时，但计划应当列入发展规划，用两个五年计划，将国内的工业全面基础打好，为未来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基础。”

    沉默良久的主席终于开口了，他说道:“我总结下的你的观点，就是‘逐步解禁、扩大市场、提高收入、增加消费，这里的提高收入,是指提高国民和行业收入。”

    方叶认真的答道:“主席的总结非常全面，我就是这个意思。”

    主席想了想说道:“所以新经济政策要开始实行了。”“可以先做，但不说,等以后有了氢弹就可以公开说了。”方叶补充道:“等到东风五洲际导弹出来，我国的安全问题基本解决，后面苏联也好，美国也罢,他们最多口头威胁一下，不会再可能真的进攻我国。”

    “东风五。”主席喃喃道:“有枪有弹，两弹结合是个好东西啊。”

    方叶说道:“按照我国现下导弹发展速度,预计1968年左右就能试射了。”

    “历史上是哪一年试射的?”总理问道。

    “1980年。”方叶答道:“不过现下导弹的基本技术要点及相关的资料钱院长都已经看过，相信会提前研究。”

    总理点了点头:“若能在1970年成功，那就整整提前了十年。”

    方叶说道:“这是保命反击的武器，国家越早搞出来越好，什么时候搞出来,中国就真正的解决了安全威胁的问题。”

    主席吸着烟，朝少其说道:“两弹结合的事情，给予多大的重视都不为国，过些天请聂容真同志来一趟，我要好好与他聊一聊，问问他还缺什么。”

    刘主席点头道:“好，我会通知下去。”

    主席接着说道:“方叶的这份建议，总体来说是积极的，但不能全部实施，你和总理还有陈副总理商议一下，看看那些地方合适搞，拟个方案出来，然后就去实行，这个事情你们自己搞，我只有一条，通胀的问题要能够抑制下来。”

    主席这话其实是在向刘主席放权了，在以前未来怎么走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方叶出现了，过去所谓的争论，虽不说盖棺定论，但在书记处基本没有了，新经济政策是共识，只是现在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而方叶认为氢弹出来之后就可以搞，若国家最终确定了，那么也即1964年,新中国就将实行此项政策,那时国内的相关体制也必然会有一系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