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政述章，慎订)

    四月的京城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杨柳青青，桃花业已盛开，就在这个繁花似锦的时节,被后来史书称喻为‘改革号角’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于四月一日在大会堂盛大召开。

    这场会议比历史上整整提前了两年，参加人员也超出了此前历史上的任何一届全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县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各民主党派、国务参事、各界群众代表等共计七千余人参会，因此这次大会又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而曾经的‘七千人大会’因为历史已经改变的原因，并没有在1962年召开,因此本次大会是新—场全新的‘七千人大会’。

    会议由主席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参会，而会议主旨:—是讨论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全国工作情况;二是全面总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及两个五年计划的相关工作;三是对计划经济实行以来的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四是进行新的政策调整和落实提供指导性方针。

    会议的第一日，主席在宣布大会开幕之后,便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会上就本次大会召开的有关内容做了主旨发言，随即会议正式进入了议题环节。

    少其主席发表主旨演讲，他在会上率先向全体参会同志讲述了，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来的各项情况,并对这个新体制为新中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总结。

    他指出:‘自1953年开始，新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迄今已经十一年,全国在这个新经济体制下，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全面发展,全国工业从近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国家已经有了工业基础。’少其主席在大会上,翻过一页又一页讲稿,认真而又严肃的说道:“通过两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已经打下了工业基础，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家的转变，工业产值由新中国成立时的17,到1960年时为782:218，将近4:1。”

    “但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家发展之中的不足，由于一五计划及二五前期,政府对工业尤其中重工业的投入过大,使得工农业、商业发展的比例失调,其具体表现在工业增加值过快,而农业、商业增长相对缓慢。”

    “1960年后,这一问题反映则更加明显,国家的通货膨胀由此形成,最高峰的1960年，国家通胀率达到168，已经远远高于3的正常水平，经济发展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

    “而这其中还造成了一个后果，比如工厂生产的许多工业品，品主要为重工业品，老百姓买不起,而工业总产值依旧在高速增长，工厂积压的货物越来越多，市场上老百姓能买得起的需求,诸如轻工业品产能又不足,使得老百姓想买的没有，买不起的生产了一大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因为国家工业若要发展，重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从而使得国家对轻工业的发展出现了规划不及时甚至疏忽的情况。”

    “国家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对于轻重工业的调整又不够及时,使得问题集中爆发，因此中央的整体规划是存在过失的,而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因此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并就此向大会全体代表做出深刻检讨。”

    他的话刚落音，主席就举起手打断了发言，就见主席调整了下话筒说道:“对于少其同志刚刚的发言，我有一点看法，就是说这个决策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出的,而是中央集体做出的,因此中央集体领导都负有责任,若要有人负责，我是第一责任人,我也应向大会全体代表做出检讨。”

    主席发言完毕，随即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而后主席挥了下手示意少其继续，就见他接着讲道:“1961年3月份和8月份，中央的工作会议针对国内经济建设的各项问题，进行新的调整部署，中央计划用三年的时间还进行全面调整。”

    “通过三年来的调整实践证明，整个调整计划达成了预期的要求,并且在一定层面上超出了预计，1963年全国工农等业总产值比1962年增长了213，工农业比重也由过去的4:　1，下降到了3:1。”

    “其中商业市场的增长犹为突出,调整后商业增加值相比于1958年刚解禁个体商业时增长了整整三倍,几乎以两年一倍的速度增长，因此对于商业市场的调整就目前看总体上是成功的。”

    “成绩有，但问题也同样存在，过去政府对于重大公共工程等投入过大过多，使得人民群众的负担日益加重。老百姓一年到头,有做不完的义务工，又使得人民群众主要为农民阶级，次要为工人阶级的劳动量愈加沉重,而分配体制又不甚合理,让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出现了返贫现象。”

    “因此在接下来的计划中，中央会进一步调整，由过去‘追求更高、更快’的建设路径，转变为平稳有序的发展思路，要力争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因此改善旧有分配体制，增加民生领域的建设投入，从而实现各阶级的收入合理增长，减轻人民负担将成为首要目的。”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解放负担、全面发展’，特别是将过去附加在广大农民阶级身上的过多义务劳动或低效义务劳动尽可能的予以减少和免除,同时提高机械劳动参与量，减轻劳动量，提高劳动效率。”

    少其主席翻过一页发言稿,继续发言道:“计划经济通过＋一年的实践,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其主要不合理之处，在于计划与实际需求之间反映不及时的问题。”

    “政府通过国家行政计划制订了一系列目标,而后这些目标又分散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到县一级,每个地方都在计划。这些计划总体虽然有效,但在实施过程之中，也存在不合理或片面追求政治指标的现象。”

    “为解决此问题，在接下来的计划期间，中央正式做出决定,改变过去一味强调政治指标的要求，只在重点领域或行业保留重要指标，如钢铁、石油、煤碳、电力、交通等保障社会发展需求和民生建设的重要领域,其它方面则要求做到计划指标合理,不追求高指标,高政治要求,以避免其对于计划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此，中央将在本次会议后做出新的调整，要求由过去首要强调‘政治挂帅’，转变为‘首重发展、确保民生、符合政治’的新思路上来。”

    “国家‘计划’的制订也是根据这—新思路进行的全盘规划,而在计划制订期间,各省份上报的计划指标，中央已要求将过高的、不合理的指标去掉,如一些省份在前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不再新增大规模公共工程,尤其是大型水利工程的指示后依旧增加,这是不合理的。”

    少其主席抬起头，脱稿讲道:“某些省份或地方的年财政收入10甚至更多，都拿去搞大型水利工程,还有些要修建大体育馆等，这样的工程究竟要不要?就发展来看肯定是要的，但是不是现在就搞?我看这个问题要好好思考一下。”

    “前年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求各地将大型水利工程停下来?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开支,要做到合理的规划,合理的发展,而不是一味的大干快上，追求甚至超越高政治目标的要求。这种做法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严重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因此计划期间,这样的大基建要慎重规划,合理布局,合理发展,符合国家整体发展计划的需求。”

    少其主席翻起稿子，继续讲道:“针对过渡时期,我国计划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尤其是计划反应速度过慢,计划指标片面，从而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运行造成高通胀、就业率增长不足、社会市场发展缓慢，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中央在本次会议中正式提出新的经济调整政策,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一系列全新的调整，从而减少或避免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过程之中出现的一些僵化现象,实现社会工业、农业、金融、商业等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

    “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将做出以下调整:一、计划经济体制结构优化调整,将除涉及国家重点工业和重点民生领域需求指标外的其它方面进行逐步调整…，由国家颁布整体战略规划，给予政策扶持,因此在一些非国家重点领域或行业，减少或不再设定具体指标,而由这些领域或行业，根据市场动态实现自我调整,以增强其社会市场的反应能力。”

    “二、农业发展新举措，计划期间，将进一步合理提高粮食‘统购统销’价格，让国家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民阶级;进一步提升国有大中型农场的农机参与量，小型农场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逐步提高农机参与量…。”

    “广大农民阶级的自留地种植要求须放宽，各地需因地制宜针对非重点农业种植不再做出强制要求,允许农民通过自留地种植一定规模的经济作物，允许农民自留地及各项自留或家庭产出自由交易,政府不得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干涉，以此改善和提高农民阶级的生活条件。”

    “三、工业发展方面，计划期间，国家的重点任务是轻重工业协调发展，谋求为工业各行业全面布局、全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当前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为我国在科技工业领域获得良好发展，国家将对一些重点领域保持持续投入，进一步提高其发展水平。”

    “这些重点科技工业领域,包括:电子/微电子技术、先进半导体技术、先进计算机技术、新型集成电路技术、化工技术、生物医药技术、数控技术、新型船舶技术、新型通信技术等，以及其衍生技术领域。”

    “四、商业发展方面，…国家将持续优化调整社会商业市场结构,着重提高国有/一般性私营营商环境。商业市场的调整作为‘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呼吁全社会改变过去对‘商人阶层’的歧见。”

    “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我国阶级的重要组成成份，其在我国现阶段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是需要的,因此中央政府会尽快颁布新政策，要求各地政府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性政策,并解除对这个阶级‘敌视’态度，让它们有机会参与到我国经济建设中来,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五、教育领域…。”“六、卫生领域…。”

    “七、文艺领域…。”、“。&039;整个发言的过程非常之长，而在人群之中，作为国务参事的方叶也与其他参会的同志一样,随着少其主席的演讲,不停的翻阅着文件,并握笔将文件中重要的部分划出来,认真的加以理解。

    随着发言的继续，议题又来到了另一个重要方面,少其主席在发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前期，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之后,阶级斗争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他建议大会对‘阶级斗争’做出新的诠释,以使其更加符合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这个命题可谓非常的大胆，以至于让许多与会同志，盯着面前中央下发的文件,逐字逐句的圈了起来，虽然现场除了少其主席的发言,并无人说话，但是从同志们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大家都非常的严肃且不少同志甚至感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

    要知道这些年来，阶级斗争的论调从未放下,也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提出过任何质疑,而现下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少其作为国家现下的二把手，公开将此摆到台面上，这件事一个不好就将造成重大政治事件。

    其实不止参会其它同志,就连方叶也同样在文件上，将此处划了两条杠,虽然理论上来讲,发言稿会交给主席审阅,但他不知道少其是否这样做了，若是没有,那么这件事就不好收场了，他只能祝愿这份稿子主席已经确认过。

    方叶作为列席的代表，他距离主席台隔得有些远,但他还是抬起头来,认真的朝主席看去,只见主席坐在主席台正中央，他随手翻了下文件,拾起铅笔划了一下，而后便抬起头，表情淡定的面朝着众人,看不出任何异样之处,这让方叶心里暗暗舒了口气,或许这是一个好兆头。

    事实上，早在1957年4月，主席在承天门城楼约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时,他就曾指出‘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而为了更好的结束阶级斗争，他请各民主党派帮助党的整风。

    只是在这场座谈会中，一些人士‘文青’发作激进过头，将议建会开成了意见会，而后又变成了对我党和政府的批判大会,甚至个别人直接攻击起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公然向党向社会主义开火。

    主席看到此情此景,他明白对这些人士的改造是不够彻底的,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一场‘反右’运动就此展开,这场运动是国家发展及政治的需要,它在开展过程之中,确实有误伤无辜的情况发生,但是它的正确性无可指谪，也是必须要进行的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发起之时,中央高层的五位书记(当时任书记还在)对其历史都是了解的,所以一致同意‘反右’，而在运动出现扩大化趋势之后,国家更是及时给予了纠正，使得扩大化最终并没有全面铺开。

    1960年后,国家同历史上一样,给在反右运动中确遭冤枉的一些人进行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这场平反工作一直到时下的1964年仍在进行当中，而方叶修订版《三体》小说就是在1962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平反的情形下出版的,其最后受到全国大批判，除了人为原因外，时代背景同样是扩大对其政治批判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会第一天以主席宣布开会，并公布议题开始，而后少其主席发表了主旨演讲，随即总理就1962年八届十中以来的工作情况向大会作了汇报,并对‘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和指导性做了进―步的阐述,而晓平副总理紧随其后发表了‘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要实施的具体工作和要实现的目标。

    副总理陈芸、李富椿、高冈汇报了过去两年各自所负责的情况，并就计划期间，结合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指示又分别做了规划。

    会议进行到第二日，开始了分组讨论，中央四位书记和几位副总理分别参加各省和自治区及民主党派等组的讨论，并就新经济政策的有关问题进一步做了说明,认真听取各方议建，最后形成提案上报中央。

    会议从四月一日，一直开到了十二日，历时十二天，而在最后一日的大会上，主席进行了大会总结性发言，并做出重要指示。

    只见主席在大会上将面前的稿子翻了翻，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说道:“过去十一天，我参加了几个省、自治区的分组讨论,了解到了许多情况，也听取了不少建议,再加上其它组的讨论成果,现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这个会议总体上是很成功的。”

    主席的话刚落音，会议现场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主席抬手招了招，过了好一阵,会议现场才安静了下来，主席微笑着继续说道:“中央的领导同志，比如少其同志和总理就跟我说,这个会上我要做出总结性发言,这样有利于中央政府接下来的工作开展。”

    又是一阵掌声想起，主席在掌声中说道:“我想那就说吧，可是要做好这个总结性发言，让我想了好久，以至于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不知道参会的同志们这几天晚上是不是睡得很好。”

    主席打趣—般的话语,让会议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接着便又是久经不息的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主席不停的招手示意大家停下。

    待掌声平息之后，主席收敛起了笑容，说道:“我想同志们大概都已经意识到了这场会议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它是指导我国接下来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的总方针、总路线、总政策，所以这个总结性发言如何做，让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认真的聆听一起来,而主席则继续说道:“随着过去这些天分组讨论的深入,中央对于全国和各地的情况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也就是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工作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同时也如少其同志在大会第一天时所讲的,问题也同样不少。”

    “首先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经过多年的建设，虽然有些发展得快,有些发展得慢,但成绩是有的,这—点不能否认。至于所出现的问题也事实存在,且各种各样,不过总结起来,其实就那么几点。”

    “—个是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相对落后;一个是地区贫富不均，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是民生发展的问题;若是将这些问题全部统一起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发展的方向基本正确，但是发展的方式跟不上发展的需求,从而造成了一些困难。”

    “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主席站在发言台前,握起了双手，铿锵有力的发言道:“这个问题自然要解决,而且要解决好。至于如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本次大会讨论的最重要议题。”

    “那么还是用过去的发展思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不作出任何调整，不进行任何变化,这个问题自然是解决不了的,因此既然这条路走下去已经给发展带来了阻碍,我们就要学会变通，我们要依托现有的国家发展情况和外部局势变化情况，做出符合国家需要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方法就是本次大会上提出的‘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方案。”主席接着说道:“这个方案到底行不行得通呢?我看我们还要继续进行实践，只有从实践中才能检验出真理,探索出—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这个经济政策,我是支持的,且认为现下进行新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主席舔了一下食指，翻过一页讲稿,继续讲道:“过去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通过实践后失败了，这给了我们许多思考,现在中国也要搞‘新经济政策’，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肯定会是有的,但是不是说别人讲不好听的话，我们就不做呢?列宁同志的政策失败了,我们就一定会失败呢?我看在实践的结果出来以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

    “中央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认真的研究了列宁同志新经济政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学习和探寻了南斯拉夫的经济自治制度,而后中央认为就当下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改变是不行了,但是现阶段彻底改变，或者说颠覆掉,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自从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开展以来,我国取得了许多成就,过去的农业国现在有了一点工业，在科技发展上也稍稍取得了一点成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计划经济体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正是有了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才能整合全国的资源，发展成为了初步工业化国家。”

    “现在这个体制在当下的环境下,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许未来我们会在计划实行的方式上做出调整，但是计划这个大基础、大方向是不会变的,没有计划，就缺乏规划，国家就难以有持续稳定的战略，也就没有一个好的战略来指导国家的发展，这是要不得的。”

    主席就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发表了详细的观点,而后又从新政策实行将遇到的困难上，进行了讲述，他说道:“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过渡政策,它是对现下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补充,而要实行好这个政策，一些过去的方式也要做出调整。”

    “过去我们讲阶级斗争，那是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所面临情况的需要,而现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家现下面临的环境又不同了，所以阶级斗争这个观点也要发生变化。”

    “阶级斗争要不要讲，自然是要讲的,但它已经不是我国现下最主要方面,我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求发展与求生存间的矛盾问题,也即是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还是以国家经济发展为主,就现实情况来看,现下已经从阶级斗争时期过渡到了经济建设的时期。”

    “但是若要进行全面经济建设，现在国际政治局势又还缺乏一些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共同作用,阻碍了我国实行全面经济建设的发展策略,所以我认为,为适应当前阶段国家发展的需要，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主、阶级斗争为辅’的策略。”

    “经济建设我们要做，阶级斗争这根弦也不能完全抛之脑后，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必然要减缓，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而放弃阶级斗争，我们就要在当前的国内外大环境里吃大亏。”

    “因此，我们要一手抓国内经济,促民生保发展;一手要对付国内外的反动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经济建设是一只拳头，而阶级斗争是另一只拳头，两手都要抓,两拳都要硬。”

    “如上所述，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发展中，阶级斗争要为辅，国家的经济建设要为主,要着手解决分配合理性的问题，尽快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改善,实现公平与公证,这也是我们过去进行革命的核心目标之一。”

    社会公证和人民幸福，这是革命的核心目标之一，而主席在此时再次提出这个观点，自然是为了提醒大家，国家发展到了现阶段，已经到了要实行民生建设的时期，若只一味的谋求发展,而忽略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期盼,不做出调整,那么国家经济的发展就会出问题，就缺乏‘公平与公证’。

    主席的总结性发言,很好的阐述了发展与生存之间的矛盾，过去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而现在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谋求发展与谋求生存并重，两者都不能放弃，而如何实行好这个新政策,并让它成功,这是对‘新经济政策’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所以，当主席发言完成之后，不少同志对此产生了一丝疑惑，一手谋发展,一手谋生存，二者真的能兼顾吗?它们之间的平衡又该如何掌握?但不管大家是否有疑惑,现下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任何人也不可能改变。

    然而，随着人民日报，刊发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以后,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效应。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无异于向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都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就连国内一时间也议论纷纷，不过与国外不同的是，人民群众是真的感觉春天到了。

    若干年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始于1964年，而新中国的经济腾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历史仿佛从这一年打开了它的加速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