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时代（四)

    阳光将白雪铠铠的大地照耀得十分眼,而大地之上，一列火车正沿京沈铁路唯当着行驶在铁路线上，车窗外还是寒冬，而在车厢内，则显得有些燥热。

    以周副部长的身份,他对苏联新经济体制以及苏联工业的发展情况还是了解不少的,但是像这样扒开来展开颇具视野的分析,他本人没有做过，国内的内参上也基本没有见过,因此当方叶将这些讲出来时，他对方叶的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个人见识非凡。

    观点消化,使他沉默了片刻,待回过神来后,便用带有请教的口吻问向方叶:“方同志,苏联有哪些么政治家和经济专家，他们难道看不到这些问题吗?为什么不加以改变呢?”方叶向邓副总理和他各递了一支香烟，不过周副部长接过却是没抽,方叶点起吸了一口，组织起语言说道:“这个事情说来就话长了，就个人看法，大致可以分成三层来解释。”

    “第一层，苏联的联盟制体制的因素。苏联有15个加盟国组成，这个国家本质上并没有中国这样通过强大的主体民族与主体文化的纽带整合国家,而是一种通过政治妥协强行捏合在一起的产物。”

    周副部长点了点头:“好像确实如此,但这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太大了。”方叶说道:“各个加盟国实则上保持了自有体系，有自己的共和国，有自己的总统和行政体制。虽说在政治上,看似实行的都是苏联整体性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整合体,但实际上内部各自为政。”

    “苏联无法像中国这样,国家一个行政命令,全国统一行政,各自基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否则地方一二把手必定要吃中央政府的瓜落,批评都是轻的,严重的直接政治生命结束,甚至坐牢，然而这种情况在苏联就完全不同了。”

    “苏联的主体是俄罗斯共和国,主体民族也是俄民族,但是苏联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统一民族认识，也没有这种思想观念,这种无统一共识的多民族,又使得苏联内部存在民族问题。”

    “主体的俄罗斯人觉得其它那些共和国和民族,占了他们的便宜，他们拼命工作,结果国家拿着俄国的钱和资源给其它民族，因而心中十分不满;”“而苏联的其它民族,又觉得俄国利用中央共和国的身份,从他们那里攫取资源和利益,国家利益大头被俄国占了，分配不公，导致不满。”

    “国家联盟政体和民族上都无法真正的形成统一的思想，这使得联盟中央的指令下达到联盟国时,大凡对自己有不利的,心里就不爽,然后采用各种方式阳奉阴韪,如果联盟中央略有用强时,立即矛盾就公开化。”

    “在列宁时代时,联盟通过妥协获得了联盟成立，这种天生不足的政治体制,使得苏联中央在权力分配上,不得不实行高度的集权体制,要求各加盟国必须彻底服从莫斯科,而作为交换,联盟中央则给予他们经济和物质补偿或交换。”

    “这样的联盟，实质上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苏联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时,联盟还能保证统一，—旦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联盟必然崩溃，加盟国无论是为了摆脱莫斯科的控制，还是处于自己的利益都不愿再维持这个联盟。”

    “比如,苏联的主要粮食产区之一的乌克兰，当年的大饥荒让所有乌克兰人都怀恨在心,而他们至今为止,产出的粮食依旧要供应俄罗斯共和国及其它国家，他们心里愿意吗?有那么多粮食自己卖钱自己用不用好吗?”“现下的乌克兰，要农业有农业，要工业有工业，而承担的税赋则比较多,他们对于联盟中央心里大概早就不满了，只是现下这种矛盾没有公开化,原因是苏联现下的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从而掩盖了这一矛盾。”

    邓副总理点头道:“是这么回事,苏联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则不一样,我国是地区发展的差异,而苏联是民族地区发展差异,国家民族思想又不统一，这个问题就大了，一个搞不好就要出大乱子。”

    方叶笑了笑:“苏联内部问题多多啊，所以我才说，他们没有大一统国家的治理经验，中国能有今天，这是祖先一代又一代不断努力的成果。”

    “就说我们现下的土地吧，在明朝时，幽云十六州、云南这些地区脱离中央控制几百年了，大明花了两百多年的不断努力，花费了无数代价，移民几百万，才将这些地区控制了下来。”

    “而辽东地区到清代时,大清王朝早期开放了23年内地移民到辽东,但随即禁止,搞了个龙兴之地，一下子将明朝两百来年的努力付之一炬,他们不允许关内人到关外，关外人也不许移到关内,还不允许藏地与内地除官方之外的任何交流,用国家手段限制开拓。”

    邓副总理放到嘴边的手停了下来问道:“还有这事?”“确是如此啊。”方叶说道:“我们今天能够这么顺利的控制东北，还是因为闯关东啊。”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后，清政府为了保住‘龙兴之地’不被沙俄占据，无奈之下这才开放了东北移民，大量鲁、豫等地的汉民由此浩浩荡荡闯关东,同时又有晋、陕、冀汉民走西口,打通了与蒙古地区的交流,否则东北和内蒙恐怕现在就不一定属于中国了。”

    邓副总理说道:“近代以来,沙俄和日本对我国的伤害最大，其中沙俄更大。”

    方叶点了点头说道:“继续刚才的问题。已经不少了，过去赫鲁晓夫曾经短暂改革和取消过，但是勃烈日涅夫上台后又加强了，特权重新回归。”

    “特权的再度回归，使得权力开始异化，国家权力已经不再属于人民，而归于了特权阶层,当权力被垄断之后，腐败就此在苏联内部大规模滋生。勃烈日涅夫的几大爱好，名贵酒、钻石、豪车、猎枪，他的夫人每次到捷克，都会私收大量贵重礼品。”

    “啊~~”周副部长惊呆了:“这是真的?这些情报你是从哪里获得的?”方叶回道:“这种事在现下的苏联可能还算秘密,但在西方世界稍微有些信息来源就会知道,并不是什么秘密。”

    他的话说完，邓副总理再一旁点了点头，周副部长见此,便知道这是真的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苏联居然已经开始变成这样了，苏共总书记带着贪污,这还得了啊。

    方叶说道:“勃烈日涅夫是个爱享受的人,而且在权力任用方面也十分的任性，与他关系好的一力提拔,不管能力如何,而同他关系差的则被边缘化,如此这般上行下效之下，苏联的官员正常升迁体制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

    “接下来是第三层，也就是周副部长刚才问的，苏联的高层和那么多经济专家看不到吗?实际上所有人都看到了，但那又怎样?而之所以如如何,主要涉及两个原因。”

    “—是苏联对于自身的制度过于自信,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认为自己创造的制度就是唯—标准,谁也不能反对，谁也不能更改,思想僵化保守。”

    “苏联从1965年开始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突破既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不足，所以这是一场带着镣铐进行的改革。捷克看到了苏联改革，于是也想改革，但他们的改革触及到了上述两条，苏联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忍容的,所以出兵侵略。”

    周副部长明白了过来,他说道:“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去年进行了调整,允许私人创办工厂，这突破了全民所有制，而且明确划定了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时间表,这同样触及到了苏联人认为的根本性制度利益，所以出兵侵略我国!原来如此!”方叶点了点头,继续说道:“第二个原因，苏联的决策分裂，且不是从经济和科学逻辑客观分析而达成的,他们只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决策。”

    “苏联人没有宏观经济的思维，内部管理是分割成—块一块的，比如农业由书记处来管,地方上则由第一书记来负责;工业和建筑由部长会议领导分管;同时工业中的国防和航天又归军事委员会来负责,军队内部的投入与产出基本没人了解。”

    邓副总理吸着烟说道:“这也有什么问题?”方叶回道:“这种块状的管理方式,使得国家中央根本没有垂直管理机构,看似集中实则权力分散了，大家各管各的，没有统一的规划、协调与管理,带来的问题就是缺乏战略决策,各自为政,从而影响了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整体规划与发展。”

    邓副总理抬笔记了下来，说道:“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我国现在体制基本还是苏联式的也存在这些问题,比如七个机械工业部就各管一摊,相互间难以形成联系，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

    方叶点头道:“确实如此，但我国前期因为工业薄弱，也确实需要各管一摊来发展,这时代的需要,不过接下来可以进行一些改革了，考虑到机械工业仍要发展，可以将一机部、农业机械部、仪器仪表总局、机械成套设备总局合并成机械工业部，以此来统一规划和管理。”

    邓副总理又提笔刷刷记下说道:“这是个好建议，我国工业发展了这么多年,若要进一步提高,机构整合是必然的一个举措。”

    两人的交谈,让一旁的周副部长，心里直发毛，要知道邓副总理现下可是国务院二把手,又负责新发委工作,而这个部门就是搞改革的。

    只到两人交谈完,周副部长才问出了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他问道:“方同志,刚才你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问题,但这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性制度,捷克为什么要改变呢?”周副部长并没有用直接问我国为什么这样做，他用这种技巧性的话术,试图从方叶的观点中得到一些答案,他所问，方叶当然听出来了弦外之音，但还是给予了回答。

    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全民所有制存在的不足,方叶—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最后说道:“…总结下全民所有制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从管理角度来看,党委会、工会、职代会三个层级看似非常完美,然而这种‘三会’治理模式,实际上决策效率低下,缺乏现代企业高效率决策能力，同时缺乏战略规划能力。”

    “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管理干部来自于行政体制,各级干部也都有事业编制,实际上这不是一家正常的经济营性企业，而是一个官僚机构。”

    “官僚的一大问题,就是程序性高,体制流程恒定,变动少，这使得企业面对市场的生存和反应能力都极弱，同时企业在这一制度下,结构也比较单一，难以扩张。”

    方叶举例道:“比如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需要新建一个厂区，要走行政流程,各个部门盖章，从上到下，决策一个月能搞定就非常快了，三个月半年都正常，而那些高技术的研发投入，其项目审核时间就更长了。”

    “再比如，过去三会管理模式,这种涉及到企业战略的决策,需要通过三会决议，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些涉及到商业机密，甚至是国家战略技术机密的研究，不可能向职工公开,否则就要泄密,这个程序是确定的,企业若绕过去就是违规;而且一旦研究失败,就要承担损失国家财产的责任。”

    方叶问道:“那么问题来了,周副部长,您要是某家国企的一把手，您敢冒着丢官帽的风险，做出这些主动吗?”周副部长想了想，摇起头来:“大概不会这样做，毕竟这影响个人政治前途。”

    “您看，您说的就是正常人的心里话，谁会这样做呢?”方叶又说道:“就比如华昌，我们承担着国家半导体和计算机领域大量高级技术的研究，如果采用‘三会’模式，外国人甚至都不需要收买我们的高层,他们找几个职代会工人一打听，就知道我们的下一步企业战略决策是什么,企业核心机密根本难以保障不泄密。”

    “而企业的这种决策,关乎的是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一旦泄密,国外的竞争对手就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能立即提出针对性的对策,而我们的决策又慢，到时等对手已经搞出了比我们更先进的技术,而我们内部还在开会研究,到对手领先后,又开始了相互甩锅,逃避责任,以免影响政治前途，一家企业内部这样，还怎么发展。”

    这话让周副部长哑口无言，他问道:“一定要改吗?”方叶则是点头道:“是一定要改的,除非我国一直像现在这样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如当年的大清一样,最后被西方人再一次打上门来。”

    方叶又说道:“全民所有制实行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国现下的工业发展水平依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连印度都不如。”

    “印度现下的汽车制造业就比我国先进,而我国之所以仍旧落后，其一是现的企业体制已经不满足发展的需要,其二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困境。”

    “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而在计划体制下，分配也由国家决定,资源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利润除国家建设需求外的部分,也主要分配给了干部、事业单位和工人阶级群体,广大的农民和一般城市居民获得分配极少，社会消费市场做不起来，企业也就难以发展。”

    “如果要进一步分配,那么就必然要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蛋糕,且只有将国家总财富的蛋糕做得更大，才能有更多的分配,而不是一直进行计划管控。”

    “现有的这种管控模式下，社会的阶级分化不是越来越小，而会越拉越大,最后城乡二元对立，社会阶级对立等问题。”

    “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能分蛋糕,那么农民和其它阶级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工农联盟还要不要?”“再说句不客气的，若国家财富的主体分配阶层恒定，他们是人,那其它阶级是不是人?农民就活该只能种田?农民就没有权力吃面包?城市里人出行坐公交车，农村就活该步行?所以一句话说到底,欠了农民的迟早要还，你不还农民会直接扛着锄头来找你要,只是那时情形就不一样了。”

    邓副总理叭叭抽着烟,问道:“城乡二元化导致的城乡差距已经到了那么大了吗?”这话周副部长没听明白,但方叶知道问的是什么，于是说道:“那可不，现在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德黑兰城市里的大楼越建越高,直插云宵，城里人衣着时尚、美丽光鲜,街道上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繁华似锦。可农村呢?出行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农民住着破土房，终生困于田地,缴纳沉重的赋税,阶级分化严重，国家分配严重不公,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认为，我国现下的分配也有问题?”周副部长问道。

    方叶点头:“那还用说嘛,1958年的户藉制度就是城乡二元化的开始，从那以后农民就只能种田了,好在当时国家发现了问题，及时进行了纠正,属于个体户的存在,给广大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开了窗口,否则我们现在看到的城乡差距还会更大。”

    周副部长想了想说道:“那么,现在允许搞私营企业，又是开了—条新路子。”

    方叶依旧点头道:“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有限,而农民基于户藉限制又没办法有更多的途径来改变家庭经济条件,国家不给他们一条新路，那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农民就这样一直种田，一直贫困肯定不行啊,而私营企业就可以向农民招工，所以这条路子是必须走的。”

    “—个很简单的经济逻辑，以南方农民为例,假设五口农民家庭种七亩水田，现下的亩产丰年能收约1万斤粮，国家正税加地方摊派、附加、集体建设等,约收取30到40，按最低也就是大约三千斤，剩下约六千余斤。”

    “扣掉家庭留粮,牲畜饲料粮,大约还有三千五百余斤，每斤粮统购统销价021，因此富裕之家，家庭年最高收入730元左右。”

    “固定开支方面:每亩田现下要施约15公斤化肥,每公斤约35元，国家补贴后也要28元，加上农药、农具等其它方面，需支出约230元;家庭其它硬性支出按一百元算,节余四百余元,这就是家庭的全部收入了。”

    方叶这是按最完美状态计算的,现在人口增多了，南方地区，五口及以上之家最多七亩水田，年总收入含地里的收入，大约在550元左右。

    这个收入水平，比历史同时期已经高出四倍余，北方地区的农民家庭收入也高出了两到三倍,即便是大西北地区中等家庭的收入一年也有两百多元;客观的说,中国农民现下的生活水平已经与历史上完全不同了，特别是南方地区农村普遍富裕了起来。

    农民收入的改观,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国内市场猛然增大了起来，农村对于初级工业品的需求量呈现出几何指数增长，这使得全国的国家企业都迎来了美好时代，订单根本做不完，以热水瓶为例，全国一年生产三百余万只，根本不够用。

    爆发式的市场需求,使得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产，初级基础钢铁制品如:热水瓶、茶缸、铁锅、烧水壶、门锁、合叶等;中级产品如:自行车、裁初机、家具、香皂、护肤品等;高级产品像黑白电视、收音机、冰箱、彩电、录音机、随身听等都在扩产中。

    工业品需求的增长,又使得机械、机电、电子等民用机械、电子设备行业大规模的增长,整个国家的经济雪球,在不知不觉中越滚越大,中国市场的增长，立即引起了海外投资者贪婪的目光。

    五年前时,国家统战部门、外交部门到处邀请华人华侨归国投资,那时他们还在担心会出什么变化,因此企业不敢搞大了，但是随着一批人成功上岸，吃得满嘴流油，现在形势反过来了。

    南洋和西洋的华人华侨，要么公开,要么悄眯眯的到大陆来投资，海外投资从1964年只有两三家,现在发展到了几十家,企业规模从开始的几十人,到现在最大的已经发展到了近千人，这些企业还在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相信用不了几年，海外在华的大型企业就会出现。

    方叶对于现下农民的收入情况很不满意,但是邓副总理和周副部长却不这样看，自从新集体体制改制以来,老百姓的生活那是一年上一个台阶,现在全国那里不是在唱赞歌,上到中央下至农村农民都非常满意,毕竟生活翻天覆地变化是所有人都看得见，也体会得到的。

    以前即便是南方地区的农民,破衣褴衫十分普遍,但现在年轻人身上基本看不到补丁上补补丁了，即便打了补丁的衣服,也修整得很好看，开始注重美观,农民冬天开始用起了护扶品，上海的百雀羚，以前那可是城里人才用得起的,现在农村也同样普及了开来。

    放在五年前,农民买自行车、缝幻机,买收音机、电视，那简直不敢想象,而今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家庭,修了新房子，添了新家具，而后又买起了家电,这样的日子谁不满意?

    因而党的统治,现下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高峰,老百姓是真心的认为党好,政府好,而不是过去那样，靠着政治压迫让人家开口说好。

    不过,方叶却将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人民现在只是过上了一个正常的状态，距离真正的发展还有不小的距离，国内大量在生产基础工业品以满足百姓的需求,而中高级工业品普及率依旧不高,这对国家工业升级和高级技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你就是将锅碗瓢盆生产得再多，但是华昌搞出来的电子产品、半导体芯片和将来的计算机卖不掉,那又有啥太大的作用?所以方叶是比较冷静的,他毕竟是在21世纪那个大规模、集群化产业时代过来的人,他对于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的格局，看得也非常清楚，因此他急啊。

    国有企业现在生意这么好,国家应当借助这个机会,赶紧进行工业技术和产业的升级，千万不能被现在的低端制造和低层次发展冲昏头脑,否则国门一开，现在爆火的企业，照样该死的死，该亡的亡，谁也救不了。

    关于国家当前经济和工业发展的话题聊了起来,而方叶从邓副总理和周副部长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得意,可能他们觉得现在的发展成就已经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而方叶则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再向国家上书了。

    还是那句话:不要被当前的胜利冲昏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