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再来一次
明仁宗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病逝后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朱瞻基有“明君”的美誉，他与其父统治的时代更被史家称为“仁宣之治”。明宣宗做过几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查封了首都的大批妓院，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此外，他还有意将首都迁回南京。
明宣宗对郑和同样十分信任，出于迁都的考虑，他任命郑和为南京守备，着手修理南京宫殿，同时修建南京大报恩寺。
但是，明宣宗同样面临着内忧外患。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问题，历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朱瞻基即位之后，整治强藩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对来自北方蒙元势力的威胁，明宣宗御驾亲征，对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个背景下，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亲自召见郑和，重启远下西洋工程，诏书曰：“朕祗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敕天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皇位稳固了，“君临万邦”的念头在所难免。宣德六年（1430年）十二月，郑和开始了第七次远航，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下西洋。
这一年，郑和年已六十了。据《明宣宗实录》记载，郑和率领二万七千多人的远洋船队“凡所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勃利、苏门答腊、剌撒、溜山、阿鲁、甘把里、阿丹、佐法儿、竹步（索马里）、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
第七次下西洋，实现了两个人的梦想：作为帝王，朱瞻基实现了“君临万邦”；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郑和来到了圣地麦加，实现了朝圣的梦想。
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郑和船队返航。三月十一日，郑和病逝古里。古里，二十六年前，郑和第一次抵达的便是这里，最终他又在这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成为历史与传奇。
八、烟消云散
郑和的故事，需要一个尾声。因为郑和的故事，始终与大海有关——这时的欧洲已告别黯昧的中世纪，正在发生巨变。郑和航海，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西方互动？没有任何相关迹象。郑和跟后人想象中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是有区别的。
郑和航海，根本就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更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唐代即有海外远航，明代与之相比，只有规模上的变化，目的则是惊人的相似——直接服务于王朝的权力。
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消除朱允炆式的皇权威胁，同时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满足朱棣身为“上国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终明一朝，始终都在实行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虽然有时松动一些，而朱棣时代恰恰是最严厉的时期。《明太宗实录》记载：“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为贯彻“海禁”，朱棣还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唯一的变化，是朱棣恢复了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
朝贡，是一笔政治脸面账。而经济账，当时就有人算得一清二楚：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紫禁城发生大火，刚刚落成的三大殿荡然无存，朝中大臣趁机对郑和下西洋发出一片反对之声。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上书抱怨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李时勉等说得非常委婉：由于郑和下西洋，周边国家不断派遣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有关接待部门应接不暇。“送礼”的客人冷不得又热不得，不如少招惹他们，以免劳民伤财。
表面的歌舞升平，代价是朱棣的一掷千金。万历年间的王士性，则给出了朱棣政治账的直接答案：“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
——净亏六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郑和“西洋”之行！
明成化年间（具体时间史料记载不一），明宪宗受中官鼓动，再次冒出重新下西洋的念头，遂传令兵部调取当年郑和的航海图等资料。但是，所有的资料都失踪了。
郑和航海资料的丢失，据说与当时的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有关。但是不是刘大夏焚毁了航海图，同样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明宪宗企图重新下西洋之事没有下文，刘大夏焚图之嫌最终不了了之，其实都在郑和航海的实际意义与价值上。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郑和七下西洋，最初的意义没有太多的隐秘，最后的意义也无需太多的附会。明朝的大海，“悠然而去渐远渐小，但则见渺茫茫一发遥空只有天水相连”……
唐伯虎：悲情人生
很多人因为《三笑》式的娱乐片，形成了关于唐寅的欢乐印象。其实，唐寅是一个悲情角色，他循规蹈矩时被人陷害，逾越规矩时又被人欣赏，“风流才子”的浪漫与之相去甚远。这时的明朝已过去了一百年，杂乱无章的时代烙印，一股脑儿地刻在唐寅身上。
一、人生波浪
唐寅（1470-1524），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苏州）人。
唐寅的祖辈，大约于明英宗年间落籍吴中，到他父亲这一辈时，依旧是一介市井平民。唐寅的父母做一点小生意，而且在街市开了一处“酒肆”。不过，这种酒肆档次很低，来喝酒、喝茶的都是一些市井小民，唐寅也就自幼处在这种生活环境中。
少年唐寅习惯于游走闾巷街头，有着旷达不羁的禀性，没有家传的责任和义务感，甚至没有道德的负担，这也是他日后遭遇挫折，与儒林渐行渐远，走上“才艺”之路的重要原因。
唐寅的少时朋友，亦多为市井出生。有个街头小混混似的张灵，与唐寅交往甚多。直到十几岁时，二人还时常一齐脱光衣服，跳进水塘洗澡。家庭生计有父母操持，唐寅时常浪荡街市。
唐寅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生活大环境。苏州地区经济发达，科甲繁盛，唐寅的父母在耳濡目染中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明代的科举制度有着公平、公正的一面，客观上打通了社会上下层之间流动的通道。科举成功便功成名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唐寅父母，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小生意的一点积累，他们全押在唐寅身上，期望他一举成名改变家族的命运。
唐寅“性极颖利”，自幼聪敏，确实是块读书的好料。唐寅十六岁时参加童试，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生员，也是家族中第一个有“功名”的人。小小年纪即为“秀才”，整个苏州城也为之轰动。
少年得志，也让唐寅人生前景一片光明，地方富家子弟纷纷与唐寅交往，唐寅也有了与张灵截然不同的一帮朋友。十九岁时，唐寅更娶了当地有身份的秀才徐廷瑞的次女。妻子徐氏贤淑，唐寅夫妻二人感情甚好，并诞有一子。唐寅有了童话般的青年时代，开始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但命运总是无常的。弘治七年（1494年），二十五岁的唐寅陡然落入人生低谷。一年之内，唐寅先后失去了五位亲人：首先是父亲操劳过度一病而故，接着母亲伤心过度悄然辞世，不久妻子病逝，唯一的儿子夭折，最后是刚刚嫁出去的妹妹也跟着去世了。
人生如梦，唐寅坠入痛苦的深渊。他在悼念妻子的《伤内》中写道：“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衰歇，桂枝就销亡。迷途无主驾，款款何从将。扶景念畴日，肝裂魂飘扬。”
家庭的变故，对唐寅的打击并不仅仅限于精神层面。从小生活于顺境中的唐寅，精神脆弱，对齐家治业更是完全陌生。家人的亡故，接踵而至的便是家庭破落。人生的沉重挫折，使唐寅几乎崩溃，从此又回到了张灵的队伍，自甘堕落，纵酒街头，读书求进更是无从谈起。
困顿中的唐寅，所幸得到好友祝允明的帮助。祝允明的外祖父，乃是迎英宗复辟有功而鼎鼎大名的徐有贞，在地方享有极高的威望。祝允明为人风趣洒脱，才华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被称为“吴中四才子”。对唐寅的不幸遭际，祝允明深为同情。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更是对唐寅“痛切督训”。祝、文二氏是地方有名的官宦之家，正是因为他们的同情与帮助，唐寅才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振作精神，继续致力于科举，一心谋取仕途功名。
唐寅的努力，果然如期成功。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十九岁的唐寅到南京参加乡试，一举中举，并名列第一，成为“解元”。乡试中的第一名“解元”、会试中的第一名“会元”与殿试中的第一名“状元”，便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连中三元”，而唐寅无疑成功走出了梦想中的第一步。
更可喜的是，乡试获中“解元”的唐寅，受到了主考官梁储的赏识，并将其推荐给了另一位京官程敏政。
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休宁人。程敏政的父亲程信，是个精通经术的儒臣，历官至南京兵部。程敏政从小跟随在外地做官的父亲，十岁被巡抚罗绮称为“神童”，并推荐给明英宗。明英宗见后非常高兴，将其留在翰林院读书。成化二年（1466年），程敏政进士及第，尔后进讲东宫。明孝宗即位后，又擢程敏政为少詹事，兼试讲学士，为皇帝讲解经学。
程敏政是个典型的“官二代”，岳父李贤曾官至吏部尚书。有着神童经历的程敏政，一生恃才自负，很少正眼看人。自己瞧不起别人，同样不招同僚喜欢，“颇为人所疾”的程敏政，免不了在官场上要吃哑巴亏。弘治元年（1487年），大明朝很多地方暴雨成灾，御史王嵩等认为这与程敏政的德性有关。官德影响气候，倒也符合传统的“气象理论”，程敏政由此被免去职务，四年后才重新复职，最后又一步一步爬到了礼部右侍郎的位子上。
看不起同僚，程敏政却对青年才俊，大概这就叫气味相投，惺惺相惜。程敏政看到唐寅的文章，大为赞赏，一高兴还将唐寅请到家中。从此，唐寅与程敏政有了密切交往，唐寅无疑就是程敏政的门生。
唐寅与程敏政之间的交往，有着文人交流切磋的属性，但二人的资历远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师生的属性更中肯一些。唐寅对程敏政同样非常崇拜，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目空无人在所难免，但程敏政以其真才实学征服了唐寅。程敏政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唐寅找其索要，程敏政痛快地抄给了他，唐寅郑重地送给程敏政一个金币，算作“润笔”。
从唐寅与程敏政的个性看，这种“付费阅读”并不带有贿赂的性质。唐寅付钱，是一种对师长知识产权的尊重；程敏政收钱，属于礼尚往来，他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也根本不缺这一个金币。
唐寅结识程敏政，对自己的仕途进步显然是有益的。这种未来前景的鼓舞，更使唐寅摆脱了家庭灾难留下的阴影。在这期间，唐寅也重新娶妻，开始了正常的生活。美好的明天，又在向唐寅招手……
二、飞来横祸
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赴京参加会试。作为乡试的“解元”，会试能进士及第应该是正常的。文化发达地区全省第一的考生，如果在全国统考中名落孙山，反而有点意外。
与唐寅一道进京应试的，还有两位同乡朋友：一个是徐经，另一个是都穆。徐经与都穆，同样很有才华。其中的徐经，家里还特别有钱。
明代的会试，制度相当健全。会试之前，主考官究竟是谁除了皇帝与礼部尚书，主考官本人也不曾知道，更别说普通的社会人士。但这一年会试的主考官，恰恰是程敏政与李东阳。李东阳与程敏政一样，是个饱学之士，当年参加殿试，名列二甲领袖缙绅”。遇上这样的主考官，只能说唐寅的运气有点好。
两个考官学问太大，对考生来说则完全是一件可怕的事。以他们的学问，随便一道题，肯定都要折磨死一批考生。会试要进行三场，第三场是“策问”。这一场的试卷刚发下来，整个考场就炸锅了！
炸锅的原因，是大家根本看不懂题目。题意都看不懂，下笔还不靠蒙？《会试策问》的第三道题为程敏政所出，原题是这样的：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
题中“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是谁？只有程敏政知道是宋代的张载、杨时、陆九渊和元代的许衡。但作为考生，要知道这个答案，除非将汉代到元代的“中国思想史”通读一遍，并且熟知这四位的专著。否则，只有开启想象功能，撞撞自己的运气。
但较真起来，程敏政的这道题，又没有超出明朝“考试大纲”的范围。因为那四位，都是理学名家。所以，答不上题，只能怨自己读书少，不能怪老师出题刁。
但走出考场的考生，骂自己不用功的历来就少。考砸的考生，从来都习惯归罪于试题雷人。与众考生满面悲愤不同的是，竟有两个考生笑逐颜开。这两人，一个是唐寅，另一个便是徐经。
从《明史·程敏政传》看，唐寅与徐经考前曾在一起“预作文”，也就是模拟考试。恰恰有一次模拟考试，出现了奇迹：“预作文与试题合”。这种巧合概率当然很小，但中“六合彩”的事毕竟是有的。这到底是唐寅与徐经的运气，还是程敏政涉嫌“鬻题”？应该是前者，因为“预作文”完全与程敏政无关。
唐寅与徐经走出考场，看到同年们个个苦着脸，居然觉得不可思议。别人说太难，他们说太易，并且大肆炫耀自己猜中了考题。正常的情理，一个向人买题的人，通常都会装作没考好。故意向人卖弄，那就是智商有点问题。而唐寅与徐经，显然属于智商发达的人。
如果唐寅与徐经的智商出现短路，程敏政的智商肯定正常。想出这么冷僻的题目折磨考生，程敏政显得自鸣得意。评卷时，程敏政发现很多考卷牛头不对马嘴，动作夸张地讥讽举子不用功。当发现有两张试卷答题贴切，文辞优雅，程敏政又开始卖弄自己“神算子”的奇功：这两张卷子，肯定是唐寅和徐经的！
其实，作为考官的程敏政，这是在猜想，因为评卷人员拿到的试卷，考生信息是弥封的，试卷上的字迹也是统一誊录的。如果自己做了亏心事，打死他也不会这么说的。
重要的一场考试，众人考砸，唯有唐寅、徐经猜中“标准答案”，唐寅又是乡试第一，其会试第一的概率越来越大了。唐寅的兴奋难以言表，另一个人的郁闷便理所当然。这个人，当然是都穆。
唐寅、都穆、徐经，三个人一道前来应试，如今两个人考得很得意，失意的自然只剩下他一人。心情糟透的都穆，来到马侍郎家喝酒，作陪的还有给谏华昶。几个人在一起闲谈起来，话题很快从给都穆宽心，转到了对试题的质疑。出题的是程敏政，猜中的恰恰是他的门生，这天下的事，怎么能这么巧呢？最后达成共识：一定是程敏政将试题卖给了唐寅和徐经！
运气好时六合彩都能中，运气不好时煮熟的鸭子都能飞。程敏政平时在官场不得人缘，但与华昶也没有直接的冤仇。不幸的是华昶有个朋友傅瀚，与程敏政同在礼部。人缘好坏是表面的，利益冲突才是根本的，傅瀚与程敏政正在暗暗竞争礼部尚书的位子。一个人的失败，就是另一个人的成功，这个道理过于简洁，傅瀚这回看到了机会。
傅瀚立马鼓动华昶参劾程敏政，华昶就此给了程敏政致命一击：“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原陛下特敕礼部，场中硃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明孝宗接到华昶的奏疏，立即令礼部调查。李东阳进行审查，发现由程敏政看过并拟取的考生中，根本就没有唐寅与徐经。程敏政拍案叫绝的那两份试卷，其实是另外两位高手的。
按理这件事应该到此为止，但言官和朝中一些大臣又提出新的质疑：李东阳与程敏政都是考官，这种查法有失公正。为了取信于社会，明孝宗遂令锦衣卫查处。
锦衣卫的专业与科考对不上号，但他们查案子讲究手段，方法对不对那是不管的。锦衣卫人员根本就不看试卷，而是直接将华昶与徐经、唐寅叫来对质。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不清，断不明，锦衣卫便使出自己的“专业技能”：打！
身陷囹圄的徐经、唐寅，受尽折磨，所谓“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夷泗横集”。书生说理，尚能道出个一二三四，这棍棒猛打，骨头就太嫩了。唐寅扛不住，被迫服诬认罪，供称程敏政曾受其金币，出卖试题，虽然自己买的是程敏政的另一篇文章。
文人怕打，也怕失气节。打的时候，徐经与唐寅承认买题。不打的时候，二人又喊冤叫屈。定罪的证据，除了口供，什么都没有。另外的言官便站出来讲直话，认为这样办案也不公平。
这桩案子，闹了四个月，事实真相其实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是诸多官员介入，哪一方都不好收场。最后，明孝宗以程“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为由，勒令程敏政致仕；徐经、唐寅有“夤缘求进之罪”，责令“黜充吏役”；华昶“言事不察实”，降职调离北京，任南京太仆寺主簿。因为官场的明争暗斗，程敏政、华昶与徐经、唐寅谁都没有好处，一齐沦为输家。
最后的赢家是傅瀚与都穆。弘治十三年（1500年），傅瀚如愿以偿，升礼部尚书。考官们为避免惹祸，违心地将本已排名在前的考生，一齐“褫名”。都穆的排名本来靠后，现在自然靠前了。不过，这位高中进士的都穆，由于人品太差，终因“陷寅为世所薄”。
三、孤独的真相
“黜充吏役”，对唐寅的处罚有点重，但也算不上绝对致命。“黜充吏役”说白了，就是不能当领导干部，只能做办事员，“就业”还是没问题的。按照这个处分，唐寅日后不能再考进士，但平反的机会还是有的，毕竟是个冤案。眼下做个小吏，并不意味着一辈子仕途无望。
但唐寅一生自视甚高，这场打击几乎将其精神摧毁。科举蒙羞，唐寅根本就不甘为小吏，从此绝意仕途。归家后的唐寅纵酒浇愁，陷入曾经的堕落。不久，又对绘画。
传统文人画，有着“书画同源”的特质，唐寅步入其途并无太大的障碍。绘画与人性的中心价值统一，往往成为渴求心灵完善者的精神需求。唐寅决计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其绘画的引路人是周臣。
周臣，字舜卿，号东村，与唐寅同乡。周臣乃是吴门画派的先驱，其院体画功力深厚。周臣的两位高徒便是唐寅、仇英，师徒让明代的绘画史异彩纷呈。艺术是基于天赋的，唐寅天赋异禀，在周臣的帮助下完成了文人画家向职业画家的身份转换。
唐寅的身份转换有着很大的意气成分，也是社会价值观嬗变背景下的个性使然。功名之外的从艺者，正在被社会接纳为精英。接下来唐寅要做的一件事，便有一些“违法”的色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被视为“脱去尘浊”的文人行径。其实，这在明朝是完全违法的。明初的朝廷规定，“旅行”只能是一种公务行为，平民未经官方批准离开居住地百里，即构成违法要责杖八十。唐寅只在与周臣商量之后，便开始了游历名山大川。但唐寅的行为并未受到追究或指责，百年后的王朝，一些律法开始成为一纸空文。
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唐寅离开苏州，乘船至镇江，复至扬州，游览瘦西湖等名胜。然后，溯江而上，芜湖、九江、庐山、黄州，在赤壁之战遗址前留下了《赤壁图》。尔后，唐寅又南行湖南，登岳阳楼，游洞庭湖，攀南岳衡山，再入福建游武夷山，由闽转浙游雁荡、天台，又渡海去普陀，再沿富春江、新安江上溯，抵达黄山、九华。
唐寅壮游千里，历时近一年，因囊中告罄而返回苏州。这时的家中，早已一贫如洗。贫贱夫妻百事哀，正常的日子都过不下去，妻子无语，唐寅无奈，二人就此分手，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所谓“才子”。
一无所依的唐寅，住到了街头的一座旧楼里，与其说以丹青自娱，不如说是靠卖文鬻画为生。文人淡泊名利，掩盖了背后的生活困顿。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唐寅的生活是极度贫困的，除夕来临，百感交集，笔下的诗意其实全是泪水：“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天寒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
三十六岁时，唐寅移居城北桃花坞。桃花坞，看起来倒有几分诗意，过去这里曾有章庄简的别墅，但那已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如今，历尽风雨沧桑，这里早变成一片废墟。但在唐寅的眼里，荒凉就是幽静，破败即是风光，忽悠自己，唐寅的水平绝对在开发商之上。唐寅用卖画的钱在这片荒地上建了几间茅屋，“豪华装修”是在檐下挂上“学圃堂”“梦墨亭”“蛱蝶斋”的牌匾，人称“桃花坞别墅”。
唐寅一生酷爱桃花，将茅屋取名“桃花庵”，并自号“桃花庵主”。令他高兴的是，好友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常来此饮酒赋诗，挥毫作画，尽欢而散。
这种落魄文人的生活，唐寅将其抒写成《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这就是风流？祝允明在《唐寅畏墓志并铭》中是这样写的：“日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
孤独，无疑是唐寅的真相。
四、才艺的凶险
遭受科场与生活重大打击后的唐寅，其实也是颓废的。他频频流连于烟花柳巷，诗词和绘画作品，主题多在女色与享乐，唐寅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
主观上远离社会，客观上又不可能与社会隔绝。这时，有一只黑手，悄悄伸向了唐寅。
这个人便是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乃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宁王朱权后裔，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袭封于南昌。朱宸濠生性不羁，却善于以文行自饰。宁王朱权一脉，一直不甘于寂寞。当年明成祖朱棣许以“天下中分”，最终却给了一张空中画饼。尽管几率渺渺，但太祖这一脉的政治企图生生不息，等到明武宗即位，宁王朱宸濠的政治野心急速膨胀。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朝第11代皇帝，在位16年，年号正德。
朱厚照的生辰是个“吉祥号”：他生于亥年、戌月、酉日、申时，倒过来看顺序正是申、酉、戌、亥。如果命理也是个理，他的一生应该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但事实上他的一生始终相当别扭，让后人难以看懂。《明史》认为他一生贪杯、好色、尚武、耍无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并成为后世的谈资。但他的事迹，又显出他刚毅果断，瞬间诛灭刘瑾，轻易平定安化王、宁王之乱，指挥出应州大捷，使国泰民安，并且都不是吹的。
朱厚照其实是个很守规矩的皇帝，零花钱不够，他想到的是自己开店，没办法的时候才跟户部耍赖。正德元年九月，朱厚照要添置龙衣，派人找户部要剩余的盐引。盐引即“盐钞”，取盐凭证，属于“有价证券”。户部尚书韩文根本不买账，说食盐专卖收入只能用于国防建设。结果，钱没要到手，六科、十三道加上都察院，几乎所有的言官都打了鸡血似的起来讨伐皇帝。户部在大臣和皇帝之间夹着，难以做人，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能否给个一半——就是开价一万二，给个六千引。皇帝与户部讨价还价，不仅没有结果，反而是反对的更多。
最后，朱厚照无赖劲上来了：不给一半，就给百分之五十吧！
通过这件事，不仅朱厚照看出了皇帝不好当，太监与外廷权力有冲撞。大臣们也看出来了，这个皇帝同样不好控制。
任何一桩买卖，都是要为自己谋得利益。正德初年的经济风波与政治风波，无非是朱厚照改革与执政的试水，朱厚照就此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也学会了当外廷对他产生威胁时，毅然选择内廷作为平衡工具。后来权倾一时的刘瑾，也是凭借着自己超强的政治能力，就此走上明朝的政治舞台，开始了他三年零十个月对明朝影响巨大的政治生涯。但他聪明的盲点，是他没有明白当自己威胁到朱厚照权力的时候，朱厚照还有灭他的大臣。这是明王朝政治体制的精妙之处，也是刘瑾悲剧的根源。
对朱厚照来说，比他做买卖更有魅力的事是享有豹房。豹房的持久魅力，对后人来说在于它的娱乐性，豹房相当于“红楼”，里面有标准更高的“莞式服务”。这种国家最高性服务机构，标准高到什么程度？智商有多高，标准就有多高。
所谓“豹房”，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官办动物园，因为珍禽异兽往往是“祥瑞”之物，养起来对国家太平与人民幸福有好处；另一重意义在于，有些珍禽异兽是狄夷属国的“贡物”，是国家国际地位的象征，人家送来了你必须好好养着，如果人家送你“大熊猫”，你拿它当狗杀了、煮了，就是“无赖国家”，至少没有品位。
明武宗的豹房，实际上是个办公场所，与享乐主义和淫靡之风没有太大的关系。这跟领导不在办公室，到宾馆办公是一样的，图的只是一个方便。并且，明武宗就是病死在这个工作室里的。硬说他病得起不了床还淫乱，那是很不合逻辑的。荒淫，又日理万机，明眼人应该看出一些。
朱厚照的性格，是相当柔弱的。按照制度，皇帝不能轻易出城，朱厚照想到的是化妆成老百姓。巡关御史张钦发现了皇帝，便以休息为名将朱厚照扣留在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朱厚照不耐烦地要求张钦放行。张钦说，这个得有文件啊！一个要出，一个不准出，这就叫扯皮。朱厚照试探性地问：“如果我们非要出去怎么办？”张钦放出狠话：“擅自出关，公事公办，杀！”论权力，论杀人，皇帝肯定是老大，但朱厚照选择了回家。
失败是成功之母，后来朱厚照改名“朱寿”，自己任命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文件手续也齐全了，才成功地出了一次京城。
窥视中的朱宸濠，正是看中了朱厚照的懦弱，决定夺取最高权力。他先准备智取，企图以己子入嗣朱厚照，兵不血刃取得皇位，但没有成功。智取不成，朱宸濠只有做全面的准备。
正德九年（1514年），宁王朱宸濠派人来吴地进行大规模的人才招聘。这一年，朱宸濠再次被恢复护卫，获得兵权，他的“人才工程”显然是为自己的“宏图大业”招兵买马。唐寅的几个朋友，都进入了宁王朱宸濠的视野，但招聘结果并不理想。朱宸濠亲自给文徵明写信并送去重金，让其担任幕僚，但文徵明以身体欠佳为由，没有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