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宸濠同样看上了唐寅，派人送去了重礼。没听说唐寅有造反方面的天赋呀！朱宸濠为什么会想到唐寅呢？其实，朱宸濠是在做人才储备，他的人才清单意图也相当明显：一个是政治失意，一个是社会名流。为图大事，朱宸濠“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唐寅中过解元，诗书画的知名度很高，宁王朱宸濠主要是“慕其书画名”。而唐寅的这种特殊才能，将会派上十分特殊的用场。

    长期失意的唐寅，建功立业的心愿并未完全泯灭，始终希望能有个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朱宸濠的“诚意”，显然打动了唐寅。正德九年（1514年）秋，唐寅来到了南昌。在这里，宁王特地为唐寅建了一套别墅，另外还为他准备了十位美女模特。仕女画，唐寅最为擅长。但朱宸濠不惜重金收罗美女，并不是为了提高唐寅的业务水平。在朱宸濠的眼里，朱厚照是个好色的昏君，朱宸濠希望唐寅的“十美图”尽快震撼面世，然后送给朱厚照，从而产生绝妙的功效。

    宁王也算是一个风雅之人，经常与唐寅谈诗论画。以一个文人雅士的眼光，是看不出阴谋家的险恶的。但有一天，唐寅拜访了一个朋友，自己的幻想也就此破灭。

    这个人，就是王秩。王秩，字循伯，官江西副使，备兵南赣。王秩认为朱宸濠是个“有异志”的藩王，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值得怀疑，断言朱宸濠“必且为乱”，并大胆预言：宁王朱宸濠犯上作乱，“不出十年矣！”

    王秩的启发，使唐寅有了警觉并开始观察。他发现宁王的交往十分复杂，除了风雅之士，更多的是些不三不四的人，甚至还有社会流氓。而宁王与自己的交谈，于“酒间语涉悖逆”。唐寅如梦惊醒，感到了恐惧。

    唐寅现在必须考虑如何避嫌，逃离宁王府。方法是装疯。唐寅全身一丝不挂，大张着两条腿，生殖器露在外面，还用手乱弄。唐寅的疯傻之举，让宁王既失望，又害怕。一个疯子在府上，对自己既无用处，还可能坏了自己的大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遣送回家。

    正德十年（1515年）三月，唐寅重新回到了吴中。

    五、名节之痛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事败，与朱宸濠过从甚密的尚书陆完被逮，嬖人钱宁等被籍没其家。李梦阳因为其作《阳春书院记》，以“党逆罪”第四次被关进了监狱，后经杨廷和等营救才最终得以免祸。

    一度投在宁王门下的唐寅，自然受到牵连。据《风流逸响》记载：朱宸濠事败后，唐寅涉案。唐寅离开朱宸濠是在他叛乱之前，也没有实质性唐寅介入宁王谋反的证据，查处宁王案的官员，对唐寅比较同情，只发现他在宁王府曾写过一首赠宁王的诗：“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卮。得一日闲无量福，作千年调笑人痴；是非满日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

    这首诗谈不上有诗意，但正是这首诗把唐寅给救了。官员们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异志，说明唐寅算不上朱宸濠的同党，也就顺手把唐寅给放了。

    其实，对唐寅最致命的打击就在宁王这里，唐寅怀着建功立业的初衷，投奔了宁王。最终为了脱离灾祸，又不惜自辱而逃离。归途中，唐寅又写了这样一首诗：“东风吹动看梅期，箫鼓联船发恐迟。斜日僧房怕归去，还携红袖绕南枝。”

    唐寅为什么“怕归去”？因为他建功立业的理想没能实现，佯狂行为更让其陷入名节之痛，与亲友相见都感到难堪，立德、立言的文人理想，不得不就此彻底放弃。唐寅自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蝇之口，而蒙白璧之玷，为世所弃。虽有颜冉之行，终无以取信于人；而夔龙之业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传不朽，吾恐子云剧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讥，徒增诟辱而已。且人生贵适志，何用心镂骨，以空言自苦？”

    杨雄作过《剧秦美新》歌颂王莽新朝，蔡邕曾为汉贼董卓的嘉宾，李白做过永王李璘的座上客，柳宗元也曾是王叔文集团的骨干分子。唐寅所说的四个人，与自己非常相似。但这些人，对古代的士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光彩的。在唐寅自己的意识中，已经属于失节之人。这四人在立言上有很大的成就，还是被人诟辱，何况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自己呢？

    身心俱被摧残，痛苦绝望的唐寅从此放弃了立言之想，不再空言自苦，彻底投入诗酒书画的怀抱，追求适意人生。而对唐寅的心灵之痛，同辈好友给予莫大的理解与同情。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中，更多谈到的是唐寅科场案的不幸，刻意回避唐寅做客宁王府的经历。

    逃过宁王之劫，唐寅思想日趋消沉，从此遁入佛教，自号“六如居士”，他给自己治了一方印：“逃禅仙史”。

    现实生活中的唐寅，后半生基本上靠卖文、卖画为生。生意好时，还能遇上“大客户”。聚集苏州的徽商很多，唐寅传世之作《椿萱图》，便是为歙县商人黄明芳所作，供其父六十大寿时祝寿之用。这样的作品，酬金自当不菲。但这种好生意毕竟很少，加之年老多病，不能经常作画，且画也卖不出去，以此谋生的唐寅，更多的时候生活窘迫，甚至断炊。风流，多是后人的想象……

    六、只当漂流在异乡

    唐寅的人生轨迹，因朱宸濠而剧变。朱宸濠的人生轨迹，则因王阳明而彻底改变——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朱宸濠发布檄文，声讨朝廷，集兵号十万蔽江东下，欲攻取南京即帝位，但短短的四十三天，即被王阳明所消灭。

    王阳明与唐寅，弘治十二年（1499年）一起参加朝廷的会试。在这次会试中，唐寅身陷震动朝野的科场舞弊案，开始了潦倒、放浪的生活。王阳明则高中二甲，开始了他坎坷而辉煌的政治生涯。同一场会试，将他们偶然地拉到了一起，又将他们抛向不同的境地：一个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为朝廷建立了丰功伟业；而另一个则流落于市井，成为一个落魄文人。一个历经曲折，成为一代学人的精神导师；另一个则放浪形骸，自娱自乐，成为一个靠卖画为生的艺人。二人相较，不啻天壤。

    这时的唐寅，已经离开了朱宸濠四年多，唐寅与王阳明似乎找不到什么瓜葛。但是，唐寅恰是一个被王阳明改变的人。王阳明是继朱熹之后的一位大儒，其“心学”开一代风气，引爆了明朝后期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晚明的思想革新潮流，催生了王阳明的“心学”，而王阳明的“心学”，又加速了唐寅式的个体意识觉醒。唐寅一生豪迈任侠，精于书画，好酒色，诗文迥异时流。作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一个被上层社会所拒绝的人，在这种风气下，迅速为下层文化、民间文化所认同。被上层文化、精英文化所摈弃的唐寅，由于主动接近下层民众，成为众所追随的先行者。作为艺术形象的唐寅，其实远离了真实的唐寅。

    唐寅流传最广的传奇，当然是“三笑”，见于万历年间项元汴的笔记《蕉窗杂录》。而类似的故事，更见于元代的传奇。《蕉窗杂录》中的秋香，则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南京妓女林奴儿，她比唐伯虎足足大二十岁。林奴儿，一名金兰，号秋香，也曾学画于沈周，算是唐寅的同门师姐。林奴儿后来脱籍从良，有旧相好欲与之再叙旧情，她画柳于扇，题诗婉拒：“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唐寅的真正红颜知己，是苏州名妓沈九娘。青楼之中，唐寅认识了这位官妓，但她嫁给唐寅时，早已人老珠黄。这对唐寅来说，也是落魄之际的无奈选择，很难涂上“风流”的色彩。最多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沈九娘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不幸的是，两年之后沈九娘病逝，这令他十分悲痛，常常借酒消愁。在《扬州道上思念沈九娘》中，唐寅发出了无奈的悲声：“相思两地望迢迢，清泪临门落布袍。杨柳晓烟情绪乱，梨花暮雨梦魂销。云笼楚馆虚金屋，凤入巫山奏玉箫。明日河桥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遥。”

    “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郁郁坎坷一生，五十四岁的唐寅终于在穷困潦倒中故去。他有这样一首绝笔诗道：“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无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各放异彩的唐寅故事，都是唐寅生命结束之后的事。其实，唐寅从未自称过“江南第一才子”，也没有银子与“秋香”风流，妻子在其蒙冤下狱后离去，落魄的中年他娶沈九娘为妻，大概是沈九娘的“九”，让他“娶”了九个“妻妾”……

    戚继光：英雄的另一面

    以推翻异族而立国，因异族颠覆而亡国，民族矛盾贯穿始终的明朝，最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却与这些全然无关。

    一、幸运与不幸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登州人。

    正常情况下，戚继光应该是个很普通的人，历史上根本翻不出他的名字。但他的家族很幸运，又很不幸，戚继光便成了一个不普通的人。

    戚继光的先祖本居定远，跟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有点近。地利之缘，元末朱元璋起兵时，戚继光的六世祖戚祥也跟去了，打了三十年的仗。明朝开国，戚祥功劳不算大，但枪林弹雨中活下来，也是相当不容易。论功行赏，戚祥在应天卫当了个六品百户，大约就是首都卫戍部队的团级军官。但胜利的果实戚祥没有分享太久，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收复云南，他不幸中箭牺牲了。这位并不起眼的老乡，阵亡后让太祖很是感慨，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级较他爹连升了四级——正四品。

    戚斌捡了个官帽，却离开了繁华的京城，来到荒芜的登州安家落户。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明初纷繁的政治角斗中，这个家族远离了是非之地，官职顺利世袭罔替。但这种世袭只限于嫡长，戚继光的祖父戚宁系次子，世袭权属于其兄戚宣，戚宁需要回到平民堆里，孙子戚继光自然就是“民三代”，大名只能留在家谱上了。

    命运的改变往往是偶然的——戚宣很不幸，始终没有子嗣。最终，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成了戚宣的嗣子，戚继光幸运地由“民三代”变成了“官二代”。

    戚景通世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他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作为一名军官，戚景通武艺高强，先后任江南漕运把总、山东总督备倭、大宁都司掌印官、神机营副将等。明军三大营之神机营，是明军的精锐，布置在京城。戚景通入选神机营，可见其政治合格、军事过硬。

    因为父亲的缘故，戚继光在京城度过童年。六岁时，戚继光潜入神机营玩耍，一不小心点着了火药。不知是火药质量太差，还是戚继光的命太好，他竟然死里逃生。否则，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早已夭折在意外事故中。

    戚继光的父亲吓得不轻，赶紧把这个好奇又捣乱的儿子送回老家。从此，戚继光与祖母生活在了一起。到了读书的年龄，祖母让他在登州读书。军营卫所的教育质量很平常，戚继光的书也读得很一般，比较出色的是打架，并且是个领头的。换个角度说，这对靠读书谋取功名的人来说是个坏事，而对日后的职业军人来说反而是个好事。

    嘉靖十七年（1538年），戚景通辞官归里，一家人在登州团圆。不幸的是，戚继光母亲张氏不久故去。十岁的戚继光悲伤至极，所幸的是继母王氏贤惠，视戚继光如己出。晚年的戚景通一心教子，激励儿子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从而使戚继光从少年时代起，就树立起宏大的志向。

    十三岁时，戚继光有过一次街头的见义勇为，救了一对受人欺负的母女。虽然这只是一个少年的性情冲动，倒见出戚继光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这件事引起了总兵王栋的注意，他特意召见了戚继光，见其“状貌庄严，丰神朗润，隆准方颐，声语洪远，沉毅有大度”，对这个少年有了很好的直觉印象。戚继光的父亲趁机上门提亲，王总兵虽觉得有点不够门当户对，但又看上了戚继光。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王总兵将就着答应了。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六月，戚继光的父亲一病不起。自知来日无多的戚景通，让戚继光到吏部办理袭职。这一去，竟是父子的诀别。这年八月，戚景通去世。两个月后，戚继光办完了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的手续，回到了登州。

    这一年，戚继光年仅十六岁。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八岁的戚继光被正式授予登州卫指挥佥事之职。也就在这一年，他娶妻“万户南溪王将军栋女”。戚继光的青少年时代，虽有父母故去的家庭不幸，但没有任何艰辛与努力，轻松地成为了正四品的官员，并且还拥有了总兵老岳父这座“靠山”。如果不是命运的垂青，从寒门子弟起步，戚继光再努力十八年，也不一定能跻身官场。继续奋斗十八年，也不一定能成为“高干”。

    幸福生活，唾手而得。但戚继光并没有就此安逸，因为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二、奋斗的尝试

    靠运气，一步登天很简单。真正要自我奋斗，那是不容易的。

    戚继光担任了卫指挥佥事，秩正四品，看起来是个大官，其实并无多大的权力，想有所作为就更难了。明朝的军制是实行军屯，卫所里的士兵大部分时间在种地。一个卫一般有五千名士兵，长官是卫指挥使，副手是卫指挥同知，下面是一大堆卫指挥佥事。戚继光担任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不过是个二级机构负责人。卫指挥佥事一般分掌训练、军纪，而戚继光具体负责的又是登州卫的屯务，说好听点是分管后勤工作，实际上就是分配士兵种地，属于在专业部门干非专业的事。种地都能种出英雄，起码到明朝为止，还找不出相关的历史记录。

    明朝的官场风气，世袭的官员因为来得容易，也普遍被人瞧不起。没有“进士”这张文凭，你的身份就是小广告办证的给弄出来的。被社会尊重的，是科班出身。戚继光决心改变自己的身份，毕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与纨绔子弟大不相同。

    刻苦准备了三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戚继光参加了武举乡试。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戚继光一举中举。

    踌躇满志的戚继光，第二年赴京会试。不过，戚继光考得很糟糕，就像现在的体艺类高考，戚继光的专业出色，文化课真的不行。虽说戚继光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还要有第三种准备。

    交白卷也是可能出英雄的，戚继光鼓起勇气准备交卷。就在这时，兵部侍郎杨守谦跑来了，在考棚里大声喊：都把笔扔了，赶紧跟我抄家伙！

    考生们以为是试题有错要换卷子，其实是俺答的大军来了——这就是“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是明朝继“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蒙古俺答部攻陷京城外围的密云、顺义，进逼京城九门。京城兵力不足，朝廷只好将前来应试的武举人投入战斗。戚继光临时受任总旗牌，督防京城九门，就是负责向九门传达命令，并监督命令的执行。

    真打仗，戚继光这是第一次。当兵这么多年，戚继光也是第一次见到了真敌人。

    “庚戌之变”危机解除，明朝北方的局势依然严峻。为了加强边防，明廷令各地卫所选拔一批精壮士兵，到长城一线协防。从此，戚继光开始了戍边生涯。

    以科举谋取功名，不适合戚继光，他也没有继续往前走。但应试麻烦，戍边更艰辛。戚继光在一首诗里写道：“歧路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这诗的解读，相当麻烦：有人读出了志气，有人读出了怨气。到底什么意思，只有戚继光自己最清楚。机械地重复单调的工作，正常人都会有点牢骚。

    戚继光驻守的地方又是蓟门，蓟门为明朝的四大防区（宣、大、蓟、辽）之一。因为太重要，所以高级军官多，戚继光的四品衔根本排不上号。在这里，戚继光只能巡哨。指挥军队，那是领导的事；站岗放哨，那是士兵的事。戚继光的日子不爽，好歹轻松。

    业余时间里，戚继光没有打牌、喝酒，而是认真地写了篇专业军事论文，对明朝的边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明朝的武将多是大字不识，戚继光的这篇《备俺答策》，引起了兵部官员注意，发表在兵部“内刊”，供京师一带的守将学习，戚继光很是风光了一阵。但红了一阵，就再也没有下文。几乎白白混了三年，边境形势趋缓后，戚继光重新回到了山东。

    五年后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山东总督备倭。这个时候，明朝的“南倭”形势明显压过“北虏”问题。正是由于“倭寇”问题的升级，戚继光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倭寇的面目

    中国的“倭寇”之患由来已久，十四、十五世纪日本进犯朝鲜半岛，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元朝曾两次攻打日本，但最终庞大的海军因遭遇台风而告失败。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余部曾勾结倭寇进犯山东，但同样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地理常识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大海阻隔，渡海太难了——日本船史著作《船的世界史》道：“自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虽计划派出遣唐使计18次，然而实际成行的有15次，其中得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国的，只有8次。”

    十六世纪出现“嘉靖大倭寇”，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千里之遥的日本武士，为何冒着生命危险，航行到中国沿海来抢点生活品？这得从朱元璋说起。

    明朝建立后，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亡海上，出于政权安危的考虑，朝廷实行了“海禁”，就是不准老百姓做外贸生意，并将禁海令列入《大明律》。不过，这个政策后来执行得并不好，“时禁时开，以禁为主”，毕竟过去了许多年，张士诚、方国珍的那些部下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日本这时已进入“战国时期”，哪有心思和能力到中国来捣乱，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

    禁海令针对的主要是民间，蕃国到明朝“朝贡”还是容许的，但“朝贡”只能在指定的三个地点：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市舶司”。“朝贡”几乎就是个“面子工程”，明廷“厚往薄来”，以高于“贡品”几倍价值的货品“赏赉”朝贡国。明成祖把侄儿赶下台，急于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日本国要“进贡”，交通工具不好解决，他很大方地白送了一艘“远洋货轮”，所以日本国对来华“朝贡”很积极，双方也没闹出什么乱子。

    一两百年都没出乱子，怎么到嘉靖年间就乱套了呢？主要原因，是日本乱了。

    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日本的两个诸侯大内氏与细川氏，都以日本天皇的名义来明朝朝贡。按理谁是真代表团，需要日本方面先确定好。但明朝官方并不在意，因为业务越多，经办官员的好处也就越多。

    大内氏派了宗设谦导，细川氏派了鸾冈瑞佐、宋素卿，一个国家两个使团，先后到了宁波市舶司。前者后到，后者先到，按规定进港验货要以时间为序，但鸾冈瑞佐和宋素卿会来事，懂得中国的官场潜规则，给市舶太监赖恩狠狠地送了一份礼。赖恩也不白拿别人的东西，招待宴会都让鸾冈瑞佐坐首席。宗设谦导咽不下这口气，当场杀了鸾冈瑞佐，烧了他的船，把宋素卿从宁波追到绍兴。这一路，宗设谦导的人马坏事也干了不少，沿途抢掠，杀死大明官兵——这就是嘉靖元年的“争贡之役”。

    争贡事件震动朝廷，朝廷做出了反应，但不是彻查“外贸部门”的腐败问题，而是总结出不做生意就不出乱子的经验教训。根据夏言的提议，撤销了浙江市舶司。举一反三，又撤销了福建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

    天底下最来钱的生意，就数外贸。罢市舶司，影响的不仅仅是中日两国间正常的贸易，而是整个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货物好不容易运到中国，生意却不准做，这路费也耗不起。洋人没办法，就私下把货物卖给明朝的“个体户”。明朝的“个体户”大多本钱小，这种私下交易很多都是赊销。明朝的商人厚道的也少，赊了别人的货物，很少记得付货款，洋人连本钱都捞不回来。

    中国“个体户”的诚信，洋人算是见识了，转而觉得有权有势的家族，素质应该高一些。实际上，素质是个最靠不住的东西。权贵们赊了洋人的货物，压根儿也没有给钱的意思。洋人彻底惨了，是官商的回去无法交代，是单干的恨不得跳海。不能合法“入境”，他们就住在近岛，一天又一天地等，伙食费都没了，甚至要乞讨。没希望，干脆抢劫——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就乱了。

    最初，这种沿海治安问题并未严重到哪里去。明朝的东南沿海一带，除了地方官府，军事卫所即达四十余个，军警几十万，外来的生意人跟地方政府、军方，根本不敢分庭抗礼。但很快形成了“经济特区”——以许氏兄弟、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聚集双屿港，开辟市镇。影响日大，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也赶来贸易。曾访问过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远游记》中称这里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医院等，居民三千多人，其中有一千二百名葡萄牙人”。

    贸易固然繁荣，性质却是非法——走私。海商志在利润，并不打家劫舍，泉州名宦林希元说：“佛郎机（葡萄牙人）未尝为盗，且有利于吾民也。”但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终于，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让“保安”到谢氏庄园打砸了一通。

    谢氏血案，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嘉靖皇帝派遣朱纨前来镇压“倭寇”。这位出身进士的海禁派官员，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突袭双屿港。海商的“保安”哪是正规军队的对手，“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海岛上的“经济特区”被打成了一片废墟。一不做二不休，朱纨将海商追到福建，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几次大捷之后，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如果事情真像朱纨所言，戚继光就没有成为英雄的机会了。

    四、倭患的升级

    朱纨军事打击的对象，显然是葡萄牙海商，并没有“倭寇”的影子。最终的后果，也为他始料不及。

    朱纨的这一通打，打翻了相关官员的好处，打断了沿海豪富的财源，也打掉了沿海居民的生计，朝廷也不认可他擅杀与用兵。群起而攻之，朱纨吃力不讨好，一气之下自杀。从此，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无人敢再提海禁，当然也无人敢言开禁。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因为汪直的出现，“壬子之变”发生，倭患问题骤然升级。

    汪直（1501-1559），又名五峰，号五峰船主，有史书误作“王直”，歙县人。

    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与同乡徐惟学、叶宗满等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这时明朝海禁政策有所松缓，而广东也是唯一可以从事合法外贸生意的地方。汪直最初加入了同乡许栋的集团，与葡萄牙商人合作，做的是东南亚一带的生意。朱纨袭击剿平双屿港后，汪直自立门户，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转移到日本平户（长崎）。《明史·日本传》中的“嘉靖倭乱”，一半的记录便是汪直。

    汪直开辟了日本市场并迅速做大，田汝成曾任广东提学佥事，其《汪直传》载：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从此“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存”，大量海盗（倭寇）及沿海商人与居民投到其旗下，汪直的武装多达五千余人，而其时日本各个家族兵力只在三千左右。汪直在日本以信义取利，被尊为“大明国的儒生”。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互市派”与“寇掠派”，汪直属于前者，铤而走险的则是林碧川、萧显、徐海等走私集团。

    汪直称霸海上十余年，有着地方官“私市”的默许，汪直也卖力地配合官府，平定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俞大猷偷袭沥港，汪直败走日本，从此走上了与官方的对抗之路，成为“东南祸本”，名列官方通缉令榜首。

    汪直最终被兵部尚书胡宗宪诱杀，但倭寇之患并没有解决，因为汪直并非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黄岩、攻郭巨的是林碧川集团，次年勾结诸倭大举入侵的则是萧显集团。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甚至彼此劫夺，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与民众纠结在一起——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既祸害一方，又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嘉靖倭难”的最终解决是在嘉靖帝死后。隆庆帝继位后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倭寇”很快由寇转商，“倭患”得到了缓解和平息。

    但在嘉靖朝，朝廷并不检讨决策的得失，一根筋地依赖军事手段。

    五、窝囊的开局

    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的十五年骤然加剧，共计六百零九次，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八成左右。

    姑且不论其中的因果，东南沿海形势的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明廷不得不增加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这个背景下，戚继光成为平定倭患的一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改迁浙江都司，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在胡宗宪的指挥下，与俞大猷、刘显等人共抗倭寇。

    戚继光参与抗倭，机会也有点意外。朝廷要从山东选择军官到浙江，虽然是要去打仗，但也相当于从贫困地区调到发达地区，所以请客送礼的很多。戚继光没有谋个肥差的想法，所以不跑不送。但最后入选的，恰是戚继光。

    任人唯贤，不是封建官场的正气，而是胡宗宪的关注。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胡宗宪的脑细胞差不多都因抗倭死掉了。倭患不见好转，是手下的窝囊废太多。现在，他急需一个有勇有谋而又荣辱不惊的人。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他决定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戚继光。

    这一年，戚继光刚刚二十八岁，正踌躇满志，有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

    戚继光建功立业的时机，很快就来了。上任一个月，倭寇要抢掠浙江慈溪。据情报，倭寇不过千人，而戚继光召集的士兵达万名之众。这该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戚继光指挥浩浩荡荡的人马，直扑慈溪东南的龙山，并且顺利找到了倭寇的主力——龙山之战，就此开幕。

    戚继光的军事素养，没有丝毫问题，他先熟悉地形，排兵布阵，然后命令部队出击。

    待戚继光命令一出，奇怪的事情立刻发生：士兵不是扑向敌人，而是反方向逃跑。一群倭寇，跟着看不到边的明军后面猛追。戚继光的副将见势不妙，赶紧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快逃跑。戚继光惊愕不已，登上一块高地，搭箭便射，冲在前头的倭寇头领应声倒地。接着，又是第二支、第三支，谁冲在前头谁先死，倭寇们的心理防线崩溃了，掉头回撤，明军开始反击。

    戚继光命令将士全力追击。没有命令倒好，有命令士兵们反而回来了，戚继光怒不可遏，抓住一个士兵问其为何违抗命令，这位军爷倒也实诚，直接回答戚继光：把他们赶远点就行，何必拼命呢！

    戚继光指挥的第一仗，就这么窝囊地结束了。

    接下来的雁门岭之战，比这更窝囊。两军相遇，将士跑得没了人影，戚继光要不是年轻力壮跑得利索，早也做了倭寇的刀下之鬼。

    其实，仗打得更窝囊的还不是戚继光。在调戚继光来前线之前，明廷早调过多路“客兵”：山东的弓手，蒙古的马队，四川的土兵，广西的狼兵，少林寺的僧兵，等等。各路“客兵”，比戚继光的手下更糟，不仅擅长逃跑，抢掠的水平也不比倭寇差到哪里去。只有少林僧兵打得不错，僧兵与倭寇交战时，正规军全在一旁认真看。不过，不是现场观摩学习，而是恨不得把僧兵给宰了——当兵是为了吃饭，你这种玩命打法，不是抢正规军的饭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