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这帮明军与倭寇交手，也相当不容易的。有时准备偷袭，早有人向倭寇密报了军情。倭寇的成分太复杂，有的就是地方老百姓，有的与官员有联系。偶尔仗打得很顺，倭寇又使坏，败逃时竟不扔障碍物，而是扔下钱物。银子那么小，根本不好找，明军将士不得不停下来，仔细地搜索草丛。

    这几十年，北起辽东，南至广东雷州、海南，“倭寇”的侵扰遍及中国沿海各省，还深入内地，连留都南京都一度告急。更要命的是一支六七十人的“倭寇”，竟将几万人的明军从海边追到今安徽境内——不是全方位的腐败，倭寇问题也等不到戚继光出马。戚继光的英雄之花，正是开放在王朝腐败的土壤之上！

    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戚继光犹豫了。

    六、高危的险棋

    戚继光思考的结果，就是重新练兵。

    申请报告送到胡宗宪那里，胡总督大约批的是两个字：同意！

    一来一往，太简单了。其实，胆小的早吓死了。

    按照明朝的军制，军官的培训是都督府的事，士兵的训练是卫所的事。军官的职责就是带兵打仗，需要多少兵由兵部负责解决。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是真有异志的坏人混进军队，只能当个光杆司令，没有办法带人造反。

    戚继光要招兵训练，那是胆儿够肥的。胡宗宪胆敢批准，那也是和尚打伞。万一出了差错，两人得脑袋一起搬家。就算不出差错，还要看自己运气如何——看有没有人举报。当然，眼下属于特殊时期，真有人举报，得看胡宗宪应对危机的能力：或大祸临头，或大功在手。两个极端，都很正常。

    在“戚家军”名震天下后，“状元军”就曾轰动过一时。

    淮安人沈坤，嘉靖二十年（1541年）状元。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因为母亲去世，沈状元丁忧在家，恰逢倭寇进犯。出于保家卫国的良好愿望，沈状元散尽家财，招募了千余名兵丁，打得倭寇够呛，百姓称之为“状元军”。“状元军”只红火了一年，第二年，沈状元的父母官淮安太守范槚等，即举报沈坤“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结果，奖状没拿到，逮捕证到了，沈状元被捕入狱，最终被杀头。沈坤没有进入正史，他有个朋友吴承恩，就是写《西游记》的那位。吴承恩为沈坤的遭遇愤愤不平，便是拿沈坤与戚继光作对比的结果。

    胡宗宪对戚继光的想法也有点不放心，因为浙江人当兵打仗是个弱项。戚继光的回答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戚继光怎么这么自信呢？全是缘分。

    戚继光的朋友中，有一位后人知之甚少的汪道昆，戚继光的诸多轶事便是出自这位朋友的著述。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汪道昆仕途的第一站，便是义乌知县，后调任兵部。东南沿海局势紧张时，汪道昆又任福建副使。汪道昆帮助戚继光筹谋策划，大胆招募“义乌兵”。

    汪道昆与戚继光共同看好“义乌兵”，是因为这里太穷。

    在浙江，义乌属于贫困山区，民风剽悍，人能吃苦，也不怕死。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义乌人与永康人为争夺开矿权，一打就是四个月，双方死伤二千余人。双方打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前面人倒下，后面的接着上，并且极具义气，谁家死了人谁家抬回去，不计较抚恤费。

    戚继光看中的正是这些矿工，并且还要挑。

    戚继光的招兵条件不仅苛刻，简直有点欺负人。归纳起来，主要是这么三条：

    一是看出身。城里人不要，比较奸猾。在政府机关混过的，肯定油条，当然不行。必须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不怎么说话，擅长埋头苦干。

    二是看体质。身强力壮，有胆气血性。身材不能太高，但手脚要长，肌肉结实，四十岁以内，不能长得太白。

    三是看智商。人要老实，智商太高的不要，太低的也不要。关键是能听懂首长的命令。首长命令之外的话，最好一句听不懂。尤其是绝对不能怕对手，但怕首长又是必须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此严苛的征兵条件，戚继光居然顺利地招到了四千多人。

    对这些入伍的新兵，戚继光进行了简短的政治培训。因为前面征兵条件的限制，戚将军的动员报告只能作百十字：

    “诸位都听了：凡你们当兵之日，是要拿饷银的。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但你要记得，这银两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纳来的，你在家种地辛苦，现在不用你劳动，白养你几年，不过望你上阵杀敌。你不肯杀敌，养你何用？”

    接下来，戚将军要进行他特殊的军训。

    七、残酷的兵法

    创新从来就是制胜的法宝。多次的失败，迫使戚继光在这支队伍中实行全面的兵器与战术改良。戚氏兵法，猛而狠。没有猛药，治不了顽症。

    倭寇的利器是倭刀。倭刀属于加长型的日本军刀，长有五尺。明代一尺约为32厘米，与今市尺相近。倭刀刀刃锋利而刀身有弹性，性能与质量优于明军兵器，戚继光对此曾有“长兵不捷，短兵不接，身多两断”之叹。倭寇使用倭刀，往往跳跃式前进，一眨眼就贴近明军，要是眼神差甚至没看清敌人，自己的脑袋就被削掉了半边。所以，新兵必须有新式武器克敌制胜。

    孙子兵法的首要一条，是知己知彼。义乌兵要面临的敌人是倭寇，要消灭倭寇，首先必须针对性地取得兵器上的优势。戚继光选中的武器，叫狼筅。

    这玩意其实很普通，义乌兵早就熟练运用。狼筅最初就是矿工打架时发明的，作为产业工人，私藏兵器是非法的，平时突然要斗殴，只有拿刀去砍根竹子，三下五去二，削去碍事的枝叶，然后就派上用场了——这就是原汁原味的狼筅。

    戚继光新使用的狼筅，属于改进型。就是丈余长的竹子，削去散乱的枝叶，留下锋利的尖枝，再在顶端安上铁钉或尖刀——这就再也不是打架的工具，而属兵器的范畴了。况且，留在竹竿上的尖枝，浸过桐油，耐用程度与坚韧性也大为增强。有文人记述竹竿上还绑有铁丝，犹如尖锐的铁丝网，实际上没有，因为明朝还没有发明铁丝，并且这样做反而多余——笨重，用起来不顺手。

    倭寇的另一个神秘利器是声波。朱九德《倭变事略》称倭寇“皆髡头鸟音”，实际上是他们的军中号令以及呐喊声都是外语，明军根本听不懂，感到很恐怖，但这也证明外语确实为任何专业不可或缺。狼筅的威慑力，还在于横扫或抖动时，会发出呼呼的声响，无数狼筅一齐舞动，现场气氛绝对吓人。倭寇拥有的声波武器，明军现在也有了。

    公允而言，明军总是被倭寇打败，自身的腐败固然是主要原因，机械用兵也非常关键。东南沿海地区多丘陵沟壑，河渠纵横，道路往往狭窄，不似北方地势开阔。遭遇倭寇时，庞大的明军队伍往往施展不开，兵力发挥不了作用。与倭寇接触，前锋一败，后面便自相践踏，溃不成军。

    吃了无数次亏的明军将领，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到戚继光这里才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即是“鸳鸯阵”。

    鸳鸯属于爱情的形象代言，但“鸳鸯阵”一点都不温柔，只因鸳鸯好结伴，才给这种紧密型的作战团队取上这么个好名，顺便以温馨语词淡化其冷酷的属性。一个“鸳鸯阵”，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团队，成员平时生活在一起，相互熟悉，战时生死相依，共有十二个人：队长一人，盾牌兵两人（执长牌、藤牌），狼筅兵四人，长枪（矛）兵四人，短刀手两人，火兵一人（炊事员）。

    作战时，“鸳鸯阵”纵队排开，队长居前指挥。盾牌兵遮挡敌兵的箭矢或刀枪，掩护后队前进，并与敌近战。狼筅兵既扰乱敌方阵脚，亦可发动进攻。长矛兵为进攻主力，给予敌兵以致命杀伤。队伍最后是短刀手，防止敌人迂回，从侧翼保护长矛兵。火兵有时也投入战斗，主要是协助其他士兵作战，积累实战经验后升为战兵。

    随着战场的情形与局势的变化，“鸳鸯阵”可以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一队变成两伍或三伍。前者称“两才阵”，后者称“三才阵”。戚继光的庞大军队，看上去黑压压一片，但无论是发动攻击还是追击敌兵，队伍的基本结构仍是紧密的，并非一哄而上。

    这种阵法，实质上是以团队对付敌方的单兵，因而效果极佳。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七年中，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累经十三战，每战必克，敌我伤亡比例达到30:1，并且倭寇始终没有找到破解之法。

    “鸳鸯阵”能有如此成效，在于戚继光深知其中的关键，这就是团队的密切合作。而“戚家军”的胜利，完全是建立在严酷的军法之上：若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手下所有队长斩首；队长战死，十名士兵全部斩首；一伍士兵阵亡，其余四名士兵全部斩首。当然，有斩获的士兵可以免罚。冷酷的军规，一体赏罚的铁纪，迫使将士生死与共。

    同时，戚继光又恩威并施，重赏杀敌士兵：每斩获一敌，赏银四十两！四十两白银，明代与当代的货币换算比较复杂，大体每斩获一敌，就可以成为有房有车一族。

    ——这就是戚继光基于军制的几项重大改革，戚继光也将因“戚家军”与“鸳鸯阵”而名垂青史！

    八、永远的英雄

    作为“民族英雄”，戚继光固为后世景仰，同样也为后世质疑。争议的焦点，在于为戚继光所灭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其中最偏颇的观点，是认为戚继光没有杀过一个日本人，镇压的都是走投无路的中国平民，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子虚乌有”，戚继光与岳飞、文天祥不能相提并论。

    但历史并不能杜撰，正史与明人的相关著述，对日本人扰乱中国有着清晰的记载。《明史·外国》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朝鲜正史《世宗实录》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比例最低的，见于被倭寇掳去的一位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从史料综合出的结果来看，制造这场祸乱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是中国人。

    日本浪人、武士的多与少，只是一个比例问题，倭寇有“日货”成分肯定是真的。称之为“倭寇”不算错，就像水多肉少，叫“肉片汤”同样货真价实。朱九德《倭变事略》中倭寇“皆髡头鸟音”的细节描述，更能证实倭寇的性质：不会有哪个人，仅为当个土匪还特意去攻读外语。

    倭乱长时间持续，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军事因素也只是一个方面。数十年的抗倭，也不可能是戚继光一人之功。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戚继光不可能匡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但他做到了救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倭患最严重的东南沿海三省，皆因戚继光的出现而转危为安。

    浙江战场：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起，戚继光部取得了“台州大捷”等五战五胜，歼敌五千五百余人。

    福建战场：台州之役后，戚继光移师福建，赢得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仙游之战的胜利，斩杀海寇近万人，其境内倭乱基本平息。

    广东战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大猷、戚继光水陆并进，在南澳之战中斩杀吴平人马一千五百余人，溺毙海寇五千余人。经其大战，广东境内海寇亦基本肃清。

    空前的战绩，所谓“英雄”，莫非如此！

    打的是真倭寇，当的是真英雄，戚继光是实至名归。戚继光身上最奇异的现象，其实是他建功立业的一帆风顺，几乎将英雄的形象进行到底。

    嘉靖倭患，时间长达数十年，无数人献身平倭战争，他们或俨然英雄，或倒在迈向英雄的路上。

    抗倭英雄，至少要有张经。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张经选将练兵，并请调狼兵、土兵，于次年五月杀敌一千九百八十多人，取得王江泾大捷，为抗倭以来第一战功。半个月后，张经竟因“縻饷殃民，畏贼失机”获罪，两个月后被杀。

    抗倭英雄，应该有阮鹗。对待倭患，阮鹗主剿，胡宗宪主抚，二人相得益彰。被后世忘却的阮鹗，起自文士，官至浙江、福建巡抚，为救民于水火，他数度冒死击败贼寇，自己一度被倭寇围困桐乡，几乎送命。但御史宋义望却弹劾阮鹗懦怯畏敌，图谋不轨。阮鹗由此被划为严嵩同党，列为贪官，身陷囹圄，后经闽浙士民多方营救获释，直到万历年间方获平反。

    抗倭英雄，不能没有俞大猷。俞大猷一生的事业就是平倭寇，战功显赫，他的“俞家军”三个字，甚至都能将敌人吓退。他是戚继光的顶头上司，与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他人品极佳，多次被人冒领军功，从来不计较。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岑港之战，部分倭寇逃脱，俞大猷当了胡宗宪的“替罪羊”，被捕入狱。所幸好友陆炳用自己的钱财贿赂严世蕃，俞大猷侥幸死里逃生。

    与俞大猷有过一段恩怨的胡宗宪，才是抗倭战争的真正主持者。没有胡宗宪，也就没有戚继光。但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胡宗宪竟削职被捕，被冠以投靠严嵩、谎报军功等“十大罪状”。出狱后，又被劾“假拟圣旨”，二度入狱。失去荣誉，也失去尊严，五十四岁的胡宗宪，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含恨自尽……

    只有戚继光是个例外，他一路胜利，一路升迁，生前身后，充满殊荣。嘉靖四十年（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因功升署都督佥事。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破倭寇巢穴平海卫，戚继光进官都督同知，升福建总兵。在残酷的官场争斗中，他是英雄，还能不倒。

    人治背景下的官场玄机，民间有通俗的两个字概括：靠山。戚继光“干成事”又“不出事”，他的“靠山”是什么呢？

    九、英雄的剖面

    《明史·戚继光传》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戚继光“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操行”，这就是戚继光的神秘“靠山”。

    这么说，有点抽象。戚继光是个极用心的军事家，他习惯以谋略的眼光看待敌人，也习惯以谋略的眼光看待他人。从他踏入军营的第一天起，事实上就有了一座硕大的“靠山”——这就是他的“泰山”，老岳丈总兵王栋大人。戚继光对总兵大人的女儿其实并不好，但又以对老婆的敬重而闻名，其中的精彩后面将讲到。

    其后，戚继光不断地努力、不断地等待，期冀发现新的“靠山”。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等到了胡宗宪。胡宗宪的赏识与举荐，使戚继光摆脱了仕途沉寂而走上前台，成为宁绍台参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在这个舞台上，戚继光如鱼得水，其背后正是有胡总督这座“靠山”。胡总督的支持，使他打了败仗，仍有翻身的机会；打了胜仗，立功受奖，一路升迁。他有一个习惯，凡事先要请求胡总督、俞总兵，从不飞扬跋扈、擅作主张。当有官场冷箭飞来时，胡总督主动为他遮挡。

    他的这个良好习惯，完美地复制在他的满朝人脉上，让他屈伸自如。兵部派来的官员，朝廷派来的御史，他都待若上宾，请客送礼。所到地方，先去拜码头，吃喝一通，再认认“兄弟”。就是对部下，他治军严酷却并不呆板，不断拉起自己的死党——这些小石头，他知道堆起来也是一座“山”。

    戚继光同样以复杂的眼光看待胡宗宪。戚继光的光芒盖过俞大猷，起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这年四月，胡宗宪获悉倭寇逼近浙江沿海，他给俞大猷的命令是：阻止倭寇靠岸就行。结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倭寇掉头去了福建。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认为胡宗宪以邻为壑，纵敌逃窜。胡宗宪大为紧张，又深为狐疑，最终得出结论：是俞大猷出卖了自己。于是上下其手，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戚继光明白了，一棵树上上吊，迟早会真的吊死。在与胡总督产生不了利益冲突时，他是一座“靠山”。当自己的地位一天天接近胡总督时，这座“靠山”很可能就是压倒自己的大山。

    俞大猷奇迹般地复出，戚继光醍醐灌顶，他很快打听出，是“老领导”俞大猷攀上了严嵩这座“靠山”，尽管这实际上是俞大猷的朋友陆炳所为。戚继光意识到，自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官场“鸳鸯阵”，从此主动进京“跑部”，以酒桌为战场，在兵部扎下了根。

    在京城，戚继光还准备了充足的银两，试图结识高拱——戚继光看什么都具有战略眼光，高拱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人。但高拱这个人嚣张、孤傲，戚继光没有联络成功。戚继光退而求其次，与高拱的副手，时任国子监司业（约等于中央大学副校长）的张居正攀上了。

    戚继光的眼光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日后的时局变化虽有偶然，但张居正确实如日中天。胡宗宪日后身败落马，只有他如意从前线回到了京城。奇怪的是，离职时的戚继光，“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

    别的不说，戚继光巨额俸禄与奖金都到哪去了呢？

    十、英雄试金石

    戚继光离开福建去北方赴命，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十一月。新皇帝明穆宗朱载垕，性格仁慈宽厚，信用大臣，其当政六年，采取解除海禁等一系列新政，南方紧张局面明显缓于北方，戚继光也由此开始了他新的使命。

    这一去，便是十六年。而这十六年，既是戚继光新的事业期，也是他与张居正的蜜月期。这时的戚继光与张居正交往已有十年。戚继光东南抗倭功绩不时震动朝野，张居正担任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讲官时，曾与裕王谈论起戚继光。穆宗对戚继光有着良好的印象，这也是戚继光后来事业有成的基础。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明穆宗准备到天寿山祭祀，因安全问题未能成行。蒙古诸部军队屡次突破九边防线，造成京师附近形势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奉诏北上参与边务。戚继光到北京任职，是借了徐阶之力，与张居正没有直接关系。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十六年，戚继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完成了三件事：训练部队，建立车步骑营，修建长城敌台。这三件事无疑是大事，有效地解决了明军的作战能力、军事协同与军事防御问题。只有一件，也是功勋。

    三件大事，戚继光是怎样做到的呢？张居正至少帮助他解决了三大问题：职务问题、权力问题、工程建设问题。

    职务是建功立业的基础，有位才能有为。权力的有效性，还需要不受掣肘与干扰。修筑敌台属于特大重点工程建设，蕴含着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一个项目建起来，往往有一批官员倒下去。戚继光顺利地完成了三件大事，毫发未损，张居正是他的护身符。

    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戚继光到达京师。待命在家，戚继光知道是要来做大事的，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但效果适得其反，引发一些官员的猜忌与非议。任命下来时，戚继光只是个禁军神机营副将，也就是他爹当年的位子。

    戚继光的失落只维持了几个月。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穆宗升兵部侍郎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两个月后，在谭纶的推荐下，戚继光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精研兵法的徐渭，曾纵论天下名将：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惟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三人而已。很长时间里，谭纶都是戚继光的领导，谭纶与张居正交往亦深。

    为了戚继光的职务，张居正和谭纶进行过几番讨论，在《与蓟辽总督谭二华》和《与蓟辽总督》两封信中，可看出张居正为戚继光事权而用心良苦。张居正争取到了明穆宗的支持，戚继光才有了创业的平台。

    戚继光准备大显身手，巡抚刘应节、巡按御史刘翩、巡关御史孙代等群起反对。文官的节制，是明朝制度的设计，不排除有权力的争夺。但这场节制与反节制的斗争，胜出者同样是戚继光。《明史》载：“穆宗用张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纶，而谕应节等无挠。”张居正协调了兵部与都察院，由穆宗拍板中止了这场争执。

    在排除文官的干扰后，武将内部的权力分配又出现了新的纷争。戚继光名义上总理三镇兵务，然而三镇都有总兵分别统辖，号令则无法统一。张居正再次游说明穆宗，最后蓟州总兵郭琥等走人，戚继光便为总兵官，复进封为右都督，事权得到高度的集中。

    除了练兵，戚继光着手修整边墙，修建空心敌台。《请建空心台疏》中，戚继光提出的计划是新请三千座。这是十足的“国家重点项目”，兵部为此讨价还价，朝堂上更是充满非议的声音。但建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建则是考虑国家的财力。戚继光此议一出，立刻“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祸，政府诸公亦惧而求罢”。就连谭纶都感到担心，他甚至打算就此辞职，免得惹祸。

    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居正又一次支持了戚继光。张居正描述道：“台工之议，始终以为可行，确然而不摇者，惟区区一人而己。”为了解释修筑敌台的好处，张居正“因机解惑，舌几欲敝而唇几欲焦矣”。在张居正的劝说和影响下，明穆宗决定支持：“修筑墩台己有明旨，纶宜坚持初议，尽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挠者，奏闻重治。”在张居正的支持下，谭纶、戚继光仅隆庆三年（1569年）即“筑成敌台四百七十二座”，隆庆五年全部完成。蓟门从此固若金汤，戚继光获封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戚继光的功绩，与张居正的保护和支持密不可分。张居正在归葬父亲时，为使戚继光安心事务免遭掣肘，任用自己的门生梁梦龙为蓟辽总督。平时有遇戚继光书信前来，张居正的府邸“虽夜中开门递进”。《明史》载：“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张居正十六年一以贯之支持戚继光，公允之言是其器重戚继光的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有助自己的“相业”，并非希图钱财上的回报。张居正身居高位时求贤若渴，对人才“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

    但戚继光对张居正的尊崇，则包含着刻意的成分，目的则是“立功扬名，保位免祸”。戚继光每次给张居正写信，都非常谦卑地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张居正归葬其父时，戚继光选派了众多铳手以为护卫，但张居正觉得太张扬，将多数退回，只选“矫健者用五六人”。戚继光不断地给张居正送礼，有次张居正母亲大寿，戚继光送来了诸多财物，张居正留下部分，其余退回，并致信申谢。

    而据一些文人笔记记载，早在与倭寇作战时，戚继光即多次将斩获的珠宝及春药等物秘献于张居正。为了部下的升迁，戚继光更是向张居正送去了重礼。高拱曾指斥：“荆人（张居正）久招纳戚继光，受其四时馈献金银宝玩，不舍数万计，皆取诸军饷为之者。”

    但是，一个专制时代的将领，要完全做到洁身自好，分文不取，势必为官场所不容。专制时代的勤政与廉政，那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戚继光送予张居正的，还包括“色贿”，即所谓“（戚）时时购千金姬”。戚继光为张居正物色的美女，甚至还有“洋妞”。这种记述，来自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王世贞是戚继光的好友，两人的关系即便在张居正被清算后，也没有破裂。对朋友的隐事不加掩饰，这正是王世贞的史笔如椽。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或死于情欲，至少是春药过度导致张首辅“痔根”病情加重。明人沈德符根据自己在京城多年的见闻，写了《万历野获编》，认定张居正因滥服壮阳药耗竭元气而亡，还指出张居正所服之药为腽肭脐。腽肭脐，即海狗肾。而这种春药，居然也是戚继光所献。

    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很快受到牵连。第二年，戚继光被调往广东。第三年，便被罢官。戚继光被弹劾的原因和罪状，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奉诏拷问张居正之子张懋修的官员，曾这样责问张懋修：“汝先大夫与戚帅相结，凡有书问，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戚继光之所以倒下，张居正的倒台、“靠山”的崩塌，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万历十三年（1585年），戚继光重新回到了乡下，其部将胡守仁、王如龙、朱任、金科等也相继被革职或戍边，这也是“靠山”理论的冰山一角。

    十一、英雄美人关

    作为响当当的英雄，戚继光被传作笑谈的是其“惧内”。其实，这正是戚继光五彩斑斓的地方。

    据说戚继光曾因怕老婆而住进了军营，兄弟们为其打抱不平，仗义地拿出了一个标本兼治的办法：把戚王氏给灭了！气极之下的戚继光，欣然同意。戚王氏被骗到军营，看到手持刀剑的士兵，一点尊重领导家属的意思都没有，喝问戚继光：干嘛？！

    戚继光居然行了个军礼：请夫人前来阅兵！

    有一次酒后，戚继光决定自己把老婆杀了。拎着刀走到门口，惊醒了午休的戚王氏。戚王氏情绪不佳地问：拎刀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