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尽管喝了酒，现场应变能力依旧不低。他马上笑着对老婆说：我准备杀只鸡给你补补身子……

    戚继光这惧内，真不是一般的。

    这类故事，显系传说，因为找不到任何出处。有史实依据的，是戚继光怕老婆的原因。据清乾隆《仙游县志》等记载，戚继光因为儿子在莆田违反军纪而“斩子”，从而自感愧对妻子，对妻子多方迁就忍让，而妻子终生怀恨，苛待丈夫。

    但是，“传说”可能有真的，“史实”绝对有假的：戚继光在莆田时，根本没有儿子。据戚继光之子编纂的《戚少保年谱耆编》及《戚氏族谱》所述，戚继光的每个儿子，都出生于他离开福建之后。

    戚氏后人并不喜欢先妣的这种形象，他们认为戚王氏应该是这样的：

    有一次，家里买了鱼，戚继光朝饭桌一看，只有鱼头和鱼尾。戚继光估计，这鱼肉一准被戚王氏给独吞了。晚餐时，戚王氏端出了中餐缺少的那一截，戚继光大为感动——戚王氏贤淑，夫妻俩恩爱。

    其实，戚王氏就是个悍妇角色。二人结婚时，戚继光虽是四品，但她爹是总兵。将门虎女，武功好，脾气倔，家庭纠纷通常以武力解决，徒手格斗戚继光不是戚继光的强项，他常被打得到处跑——自卑，往往又是潜意识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戚英雄不得不受点委屈。但有一次，这位“女汉子”显然打对了。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在台州抗倭，作为随军家属的戚王氏住在新河城。不料倭寇来袭，城中士兵基本上都已出征，只剩下普通百姓，还以妇孺居多，一时人心大乱。关键时刻，戚王氏挺身而出，召集仅有的百名亲兵，命他们组织人力守城。满城的男女老少被动员起来了，戚王氏让他们上军械库领兵器。军事重地，闲人莫入，没有文件怎么能分发武器呢？戚王氏哪管许多，劈头盖脸将保管员一顿臭骂，守库的兵丁乖乖地打开了库门。

    一切安排停当，戚王氏穿上盔甲登城指挥。倭寇的文化水平也有问题，压根儿没读过《三国演义》，哪知还有“空城计”这么回事。所以，既不敢攻城，又不愿撤兵，脑子进水一样地呆在城外干等。结果，戚继光的大军赶到，想跑再也没机会了。

    戚王氏脾气暴，夫妻关系糟，最终二人分道扬镳，戚英雄的另一张面孔也由此呈现。

    汪道昆既是戚继光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文化名人。汪道昆撰写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记下了戚英雄的真实故事。戚王氏与戚继光只育有一女，戚继光便纳了小妾沈氏，接着又纳了陈氏，接着还纳了杨氏。

    这么一数，最少是三个。封建时代纳妾，本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娶妾三人，生子五人，其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弄得戚王氏连影子都不知道。将军擅长做保密工作，但这种保密对戚王氏应该是无效的。因为作为军队高级干部，戚继光每年的工资、奖金会有几大袋，戚继光绝大多数时间都忙于工作，不可能背着这些到处跑，放在办公室也不安全，最多是留足零花钱，余款悉数交给戚王氏。否则，以戚王氏的强势，日子没法过，秘密也会遭曝光。

    但是，如果这些交给了戚王氏，戚继光又拿什么去养其他三个老婆？况且，她们还生下那么多儿子。

    等戚王氏发现这个秘密时，戚继光的几个儿子早已满地跑了。太伤自尊了！绝望的戚王氏，决心与戚继光同归于尽。她抄起一把尖刀，直奔戚继光而去。戚继光闻讯，立马开溜，戚王氏岂肯善罢甘休，每日在家里蹲守，“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

    作为军事家的戚继光，对付老婆自然不乏大智大勇，他声泪俱下，请老婆理解，都是为家庭好啊——传宗接代！加上戚继光的小舅子正在其手下做幕僚，也为戚继光化解家庭危机出了一份力，危机似乎过去了。但戚王氏对戚继光之恨，已痛彻心肺。在戚继光死前的那一年，戚王氏“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终身积蓄被戚王氏带回娘家，戚继光的生活陷入贫困。突然病发的戚继光，竟然一时缺钱买药。

    “鸡三号，将星殒矣！”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588年1月17日），没有英雄的万丈光芒，戚继光凄怆地落下人生大幕……

    海瑞：不合时宜的清官

    当海瑞出现在明朝的官场时，这个王朝已经存活了一百八十六年。一百年后，这个王朝轰然倒地。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将海瑞之死列为大明王朝的标志性事件，这显然是学术上的“大家之言”。但是，受众广泛层面上的海瑞，只是一个抽象的“清官”，或是一些零碎的传奇……

    一、暗淡中的新星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广东琼山（今海南）人。海瑞任事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遭遇了明朝的步步衰落。

    晚清学者薛福成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无非四个人：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汲黯与宋璟，对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早已陌生。包拯的事迹或传奇，有着诸多的“复合成分”。史上“四大清官”四个减去两个，或需再减去一个，答案自然更加明了：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海瑞不是第一，至少也是第二。

    历史大视野下的明朝，海瑞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悖论：爆出“清官”，又径入末途——无意义就成了海瑞的意义。

    “清官”光环下的海瑞，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贫寒。其实不然，海瑞生于官宦世家。据《海氏族谱》，海瑞高祖海逊之，明初任广东卫指挥使，正三品。曾祖海答儿在琼山置下家业，祖父海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父亲海瀚也是秀才……伴随明朝的一百多年里，琼山海氏始终是望族大户。

    海瑞四岁时，“警敏不羁，不事家人生业”的父亲病逝。这个变故，是海瑞传奇的一个开始——海瑞的母亲谢氏，出身书香门第，精通经史。这位几乎寡居一生的母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慈母”，她严厉且无生趣，靠四十亩祖田收租生计，“严父”式地教育儿子。

    谢氏对海瑞的教育，有着矫枉过正的苛严：她不许海瑞与别的孩子玩耍，“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谢氏的意识与潜意识中认为，管不了丈夫一定要管好儿子，儿子不能像死去的父亲那样随心所欲，一定要刻苦勤学，做正人君子，走君子正路。

    谢氏当年的教子情形，缺少鲜明而生动的细节，只能在海瑞文集中，找到一些相关的记述。但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代版本的谢氏——胡适之母。这两个家庭非常类似，胡适之母也是年轻寡居，她的故事很好找，也很鲜活：胡母便是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教育儿子，让胡适从小就如一个老夫子。

    以时代的发展，海母之苛定然远胜胡母。小时的海瑞是什么样的？在其《规士文》中，学生时代的海瑞，即以圣人的礼教为自己的楷模，其一举一动，哪怕是一个念头，都不偏离圣人教导。海瑞见到年长的同学，十分恭敬。路逢长者，自觉让道一旁，从来都不越礼。“束以青丝，欲其节制谨度，收敛于礼法之内而不敢纵也。”学生时代，海瑞即得到“圣人”的称号。

    海瑞在学生时代的《严师教戒》中，更有着关于未来的誓言：他发誓将来做官将坚持操守，抵制金钱诱惑，鲜衣骏马无动于心，一生清清白白，一尘不染直到生命终点。否则，不如死去。

    以孩子的纯洁之心，海瑞更是表明心迹：做事无愧于心，一生言行一致，刚毅做人，做圣人，即便见到高官大人，也要保持自尊，保持尊严。

    他为自己取号“刚峰”！

    透过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来看，海瑞的早年经历，或是其偏执、正直性格形成的原因，又似乎是解读他进入官场后种种怪异的密码。但在看完他完整的一生后，就会豁然发现：真正的海瑞不是后人的图腾，而是当朝的一张试纸，他以自己特有的禀性，测试出了王朝的种种病症，以及与现实王朝格格不入的症结所在。

    首入官场，即是如斯——

    海瑞是在四十一岁时开始涉足官场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海瑞进京会试。明代海南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海瑞再次落第而归。即便没有取得进士资格，只有一个举子身份，海瑞仍不失为一个佼佼者。依照明制，这一年的闰三月，吏部授予海瑞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一职。

    教谕，正八品，相当于科级的县教育局长。海瑞平生只是一个举人，没有取得进士身份，这对明朝官场中人来说，完全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没有进士身份，就意味着没有升迁的空间。安排其做一个县级的教育局长，无非是明朝的通行做法，正常情况下，海瑞需要在教育战线奋斗终生。

    海瑞也没有升官的欲望。在教谕的位子上，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基础性工作。明朝的中后期，制度的废弛无处不在，“教育部门”也不例外，学官们大多敷衍了事，拿拿俸禄，捞捞好处，学校与学生均疏于管理。海瑞到任后，从建章立制的基础性工作抓起，既不刻意地急功近利，也不从俗从众随波逐流。他一气订了六十多条教约，整顿校风校纪，狠抓教学质量。由于对教官与学生太过严厉，大家都称其为“海阎王”。

    这并不是什么美誉，“阎王”通常是“鬼”的一种。“海阎王”，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海局长压根儿就不是“人”！至少，缺少人性。

    “海阎王”的严厉，主要见于管理。教育质量究竟如何，没有翔实的史料记载，也没有间接史料证实，“海阎王”主政南平县教育期间，有出色的教育成果。教育是一个长线，在教谕的位子上，要想干出突出政绩，事实上非常困难，更难立竿见影。海瑞的严厉与敬业，除了身边人的感受，也确实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但是，一年以后，海瑞很快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延平府督学官到南平县儒学视察。府督学官，正是海瑞的顶头上司。督学官这种顶头上司，都是有身份的人：一般须有进士出身，有较高的经学造诣，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所以，这种文化官员无论到哪里，都是受人尊重的，而他们也比别人更讲“面子”。

    督学官平时到县里来视察什么呢？按照明朝的规定，他们在任期内须两次到所属各官地进行视学，基本任务是监督地方官学的办学情况。朝廷是赋予督学官很大权力的，南平县教育到底怎么样，海瑞的政绩如何，实际上都是督学官说了算，也就是一张嘴决定你几年的事！

    对顶头上司的到来，谁都会认真对待，海瑞同样也很认真，但却弄出了让人很不舒服的问题。

    为迎接延平府的督学官，海瑞带了两名教官。见到府督学官，两名教官习惯性地跪拜在地，而海瑞却站在原地，双手抱拳“长揖”作礼。

    两边的跪着，中间的站着，一个“笔架”形“山”字在大庭广众之下，太醒目了。海瑞“笔架博士”的雅号，从此不胫而走。

    行个礼就那么难吗？督学官肯定没见过这种场面，训斥海瑞不懂礼节。海瑞的解释是：这里是明伦堂，是庄严神圣的讲堂。大明的礼制，便是这种礼！

    海瑞的解释是正确的。按照明初制定的礼制，学官在学校见上官，只需长揖，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并且，这种礼制是太祖时代留下来的。太祖、太祖时代，始终是海瑞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或是均不可替代的神圣。

    礼节形式出问题，像是一种“皮肤病”，有碍观瞻，伤人面子。往深处想，发病机理处于隐形，也可能怕人。明朝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从诞生到死亡，一个王朝与一人大体相似，差不多都是先出现轻微病症，最后才出来送命的绝症。制度风化，士风日坏，学官们为了讨好上官，跪拜已是习惯性动作。不仅仅是教育界，整个官场都是一样，下级跪拜上级，早就是通行的风气。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官场病，也尚是一种“皮肤病”。通俗的解释是：“拜”再加个“跪”，礼多人不怪。

    现在，海瑞翻出一百年前的东西，就像旧衣服上打个新补丁，醒目，扎眼。事实上，那块补丁，用的正是当初的那块布料。

    督学官很难不生气，他认为海瑞有毛病。其实，是他自己身上潜伏的毛病，因为海瑞而显示出来了。问题是，大家都有这种病，就感觉不出病人群体。

    “长揖”，本来确实是寻常的，海瑞认为仍然是寻常的。但除了海瑞，大家都认为这很另类——因为寻常，所以另类。海瑞这一站，有惊世骇俗之效，自己也一“站”成名。

    ——这是海瑞一生中做的最小的一件事，也是一生中最典型的一件事。海瑞由此实质性地出现在明朝的官场，并且持续地发挥类似效应。

    明朝官场上的多数官员，都是学养深厚的，但在世风面前多选择“顺从”。当恪守礼法、堪为士范的海瑞出现时，他们测试出了自己的病。官员作为封建王朝的社会精英，可能腐败，不可能愚蠢，由海瑞而引出的礼仪病症，虽是出现在“皮肤表层”，难免引发他们的忧患与联想，同样也引发了对太祖时代的怀念与共鸣。如今的社会有法不依、有章不循，一旦成为常态，最终必定是重病缠身。对无病的海瑞，更多的官员深为赞赏，悄然叹息。海瑞得罪了一个督学，事实上赢得了多数官员的好感。

    作为名人的海瑞，从此忙碌起来。他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接待，迎接“参观”。每每此类公务活动，海瑞行的礼，都是“长揖”。

    海瑞的接待对象，上升到了学政。提督学政，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海瑞接待的这位学政，名叫朱衡——他在日后，将海瑞这张试纸，放到更多的官员面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清官史”的操刀者。

    接下来，海瑞接待的是道员，就是省级的行政与司法官员。海瑞的影响，已经从教育界蔓延到了全省的官场。

    再下来，海瑞接待的是按院。按院，是朝廷派往各地的巡按御史——这说明什么？中央机关都知道南平县有个干部叫海瑞！

    这么多人来，一是瞧新鲜，二是为自己贴金。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心来体检，要为自己治病的。传播海瑞“正能量”，也绝非所谓的官场良心。尤其对封疆大吏来说，出现海瑞这样的模范与典型，自己脸上有光，当然是自己的政绩。利益从来就是官场的深层次动因，海瑞与他们风格迥异，但没有利益冲突，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没有利益，就没有腐败。明朝中叶以后，官僚体系虽已整体腐化，但官僚集团不可能希望王朝倒塌。真是那样，就是最彻底的利益丧失。每一个贪官，都希望别人是廉吏，所以越是腐败的社会，越是需要“清官”。

    海瑞，就是这样受到了官场的肯定，也就这样名传天下。

    二、力不从心的尝试

    一个行为特别的教育界干部，一夜成名能为他带来什么？

    答案：升官！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四十五岁的海瑞出任浙江淳安县令。

    县教育局长提拔为县长？破格，并且不是一般的破格。海瑞只是一个举人，能成为县令，这在明朝的中后期是十分罕见的。

    海瑞破格晋升的原因，官场的说法是“狷介”。狷介，指的是性情正直，洁身自好，不与人苟合。地方上出现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员”，“巡按监司交章荐之”。这种认同，显然是在官场，而不在民众。直接将海瑞引荐进官场的，则是当年的顶头上司朱衡。教谕海瑞，给学政朱衡的印象太深了！

    县令海瑞，又会带来什么轰动效应呢？最显性而又最普遍的回答是：清廉。

    贪腐，是封建官场上的“流行病”。越是腐败的王朝，越会出现“清廉”的主旋律，彰显出贪腐这个时代主题。但历史上，又没有哪个王朝冒出制度上的考量，自己把自己关进“笼子”，好忽悠的一张牌通常就叫“清官”。太祖时代，砍下无数颗人头，剥下无数张人皮，但是制度上考量的少，吓唬人的成分重，所以事实上的明朝，清官依旧极为罕见，尤其像海瑞这样还坚持一辈子的。正因为如此，清官总显得比较紧俏。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只有海瑞能与包拯齐名。但同为清官的包拯与海瑞，清廉的内核是有差异的。包拯的清廉有着浓厚的“民本”色彩，海瑞的清廉则是鲜明的道（理）学精神，其“天理人心”的内圣追求，是为了“保国保天下”的外王事功，从而表现出对明太祖苛严治吏制度的恪守，对太祖时代忠诚的信仰与怀念，并由此呈现出更多的差异。回归太祖时代，海瑞一生执着而失败地追求着。

    身为一县之主的海瑞，按理应该与包拯一样，以为民办事或为民作主闻名。但事实上没有，因为他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办理奇案远没有包拯式的传奇，也没有包拯的断案技巧。海瑞办案，不是包拯式调动各种刑侦手段一查到底，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做出道德式的判断，甚至连封建王法都不顾，更谈不上法治精神。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无论屈谁也都是不公平的。

    但海瑞自己根本就不这么认为，《海瑞集》中他这样说：“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

    这种断案方式，理论上的赞成率有百分之五十。考虑到弱势群体的份额，实际赞成超过三分之二肯定没问题。所以，如果要作民意调查，海瑞依然是个好官。更为深刻的是，海瑞的这种治理方式与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又有着惊人的一致——太祖，平民出身，体恤下层是他的特点，跟“民本”思想有一点区别。

    仅以把事情摆平当作履行公务，海瑞肯定是成不了政治明星的。海瑞再度成为政治明星，完全与公务无关，而是因为一次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海瑞到淳安当知县，非常穷，菜自己种，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两斤肉。卖肉的屠夫兴奋不已：没想到这辈子还做了笔海县令的生意！

    这条消息，居然还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里，也载入了《明史》。

    一县之长，穷得买不起两斤肉？明代官员工资实际上并不低，打开《明会典》可以发现，七品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有十二石大米、二十七两银子和三百六十贯钞。三百六十贯钞，当官的可以买到三十六石米，当然，换成老百姓也许就买不到这么多了。

    除了俸禄，海瑞老家有四十亩田产，一年约有地租收入三十两银子。

    海瑞在淳安当的是县令，住房是公房，明代县令住宅的装修和家具，用的也是公费，出行有官方驿站，无需自己掏腰包。海瑞的家庭支出只剩下生活费用：按照明清人的说法，成人一天吃米一升，海瑞十二石禄米可以管吃。海瑞当年生活在比较偏僻的淳安，这个地区的生活费用，有相关学者做过推算，大致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需口粮十五石左右，油盐菜蔬约需银七两，穿衣用布约需银三两，燃料约需银三两。以海瑞的合法收入，过上小康生活并不困难。

    当时买两斤肉要多少钱？按照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每斤不到十块钱。给母亲过生日，海瑞穷到掏不出二十块钱？

    这个问题很难论证，他当时的领导也不相信。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拜见吏部侍郎朱衡。老领导看他穿着一件破袍子，很不高兴：你即便是穷，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

    朱衡的话，有点刻薄。回来后，海瑞便置办了一件绢做的新服。

    海瑞的穷，其实是相对其他县令的。正常县令，应该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富人，不至于县级“福布斯排行榜”榜上无名。但是，《严师教戒》中的海瑞与县令海瑞，始终是同一的。当《严师教戒》中的海瑞成为县令海瑞时，他也并非要刻意制造官场轰动，而是他很快检测出官场的又一种病：常例。

    什么是“常例”？不是官员收受贿赂，而是历年官场留下来的惯例，包括出台土政策乱收费。常例的核心，在于“常”。习以为常，大家都这么做。有这个“常”，海瑞就不会“穷”，就会与其他同行一样富。

    海瑞到淳安，做的最有意义的肯定不是“买肉”，因为这与他人没有太多的关联，同僚与上级关注也就没有意义，犯不着那么浅薄。海瑞做的一件与官场密切相关的事，同时也是损害群体利益的事，是革除常例。县令的常例是多少？——没当县令时不知道，当上县令海瑞吓了一跳！海瑞上任后，让师爷开列了一份全县大小官吏的“常例”明细清单，单是自己“县令”名下，收钱粮、催税赋、审均徭、管军匠、造黄册、验盐引、节礼等等，多则百两，少则数钱，这一年下来，竟然有两千两银子。

    两千两，现值人民币差不多四十万！

    当然，县令名下的这两千两银子，并不等于县令个人的收入。非正常的接待费用，公关费用，给上级送礼的费用等，都得从这里出。这同样是官场“常例”。

    县令自己所有的，是“常例”剩下的部分，大概有一半。一半，一千两银子，人民币二十万，还是天文数字！

    这种土政策下的乱收费或私设小金库，明太祖时代是明令禁止的，官员违反的代价，很可能是自己的脑袋。但是二百年过去了，一切与时俱进，“常例”不仅盛行，而且公开化。举国上下千余县如此，整个官僚系统也都如此，甚至就是靠这类“常例”维持运转。这些收入，维持着官员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关系网的维护费。而帝国的顶层，皇帝也为了自己的私库而加收矿捐等，派宦官等四处督办。从皇帝到小吏，都是这么过活。

    触目惊心的腐败，却因为司空见惯而让整个官场熟视无睹，这就是流行病！

    “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早年读书时的海瑞这么认为，现在的观点依然如故。他要做的就是不同流合污，身在疫区而不被感染。而做到这一点，对别人来说难于登天，对海瑞来说则易如反掌。

    综观海瑞一生，他始终能坚持“圣人”理想，砥砺节操，自觉于“存天理，灭人欲”。更重要的还在于，海瑞是太祖朱元璋的坚定崇拜者，他将“圣人”刻画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中的朱元璋时代等同统一，所谓“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当他面对社会之病时，无一例外都会想起太祖旧制，并将之奉为医治社会的万能药方。

    太祖又是怎样医治社会之病的呢？杀与捧。最为人熟知的，是朱元璋式的反腐：贪污一两银子杀头，杀头之外，还有抽肠；六十两以上，剥皮，挂在公堂警示。明太祖时代，几乎每个县的县衙都摆着一张人皮。严刑峻法下，洪武元年到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没有一个做到任满。最严重的时候，地方政府几乎关门，朱元璋只好法外“开恩”，让那些官员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这就叫荒谬！

    大屠杀的同时，朱元璋又大树典型，于是出现了王升、王兴宗、陶后仲、隋斌、王平等数十名廉政标兵。明太祖给他们加官晋爵，大加封赏，编出《彰善榜》《圣政记》等，广为宣传。

    对明太祖的两招，海瑞认为前者是理所当然。至于后者，海瑞认为并不值得赞赏，因为这尚不及“圣人之训”的高度。而海瑞践行“圣人之训”，确实没有功利目的。所以，上任第十天，海瑞主动做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海瑞的这个举动，明显比任教谕时的守礼进了一层。前者是诊断，后者是诊治。

    治病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有个段子说：病人求医，医生说你得戒烟，病人说行。医生说你得戒酒，病人说也行。医生说你得戒色，病人生气出门，说这病我不治了！

    海瑞令人不爽，就是发现了病，还要当医生，并狠狠地医治。他这一刀下去，不光是他自己，县丞、典吏、教谕、师爷，直到衙役、门子，全县大小官吏的灰色收入全都没了。

    太祖时代是全国“一刀切”，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常例”的只有淳安，所以大家不平衡，也受不了。干同样的事，报酬只有同行的一个零头，谁愿给这样的老板打工？

    跳槽，那是必须的！淳安有编制身份的县丞、主簿，纷纷要调离；临时工身份的衙役、门子，干脆招呼也不打直接回家。好处的大头没有了，谁在乎那么几个死钱？

    但这些根本难不倒海瑞。县丞、主簿走了，他自己兼职。衙役没人干，无非待遇低，在更穷更贫困的乡镇总能找到人。所以，淳安县并没有就此关门，只有海县令特别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