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齐声道好的这种朝廷好政策，毕竟有限度。一个简单的算术原理：总价不变，数量与单价成反比。这种摊到老百姓头上的“单价”，就是教科书上常写的“苛捐杂税”。如果不增加摊派，地方政府难以为继，皇粮国税也收不上来。所谓“财政”，有财才有政，朝廷没日子过，国家就太危险了。所以，早在弘治年间，户部郎中李梦阳就把“投献”列为时政的“三害”之一。
首辅徐阶，按规定可享受优免田一万亩。但据《明史》，他家实有田二十四万亩，佃户万人，家人数千。这么多田产、家人，“半系假借”。究竟有多少由纳献而来，很难查清。因为徐家不会说，“投献”者一般也不会举报。
徐阶的对手高拱，也曾揭露过徐阶违规纳献，他逮着的典型，是华亭县的孙五。孙五见徐阶位居首辅，势焰逼人，将田产等项值银一千五百余两进献徐府，充为家人，还改名徐五。随后，徐五从徐府领了二万多两银子，在当地放起了高利贷。在这笔交易中，徐五与徐府皆大欢喜，吃亏的只能是朝廷和地方及其他普通百姓。
铲除土地兼并的恶性肿瘤，海瑞的想法并没有错。问题是他并不在病因上动脑筋，而是拿徐阶做外科手术。他给徐阶开价，至少退掉“过半”的田产，这基本等于抄徐阶的家。徐阶不想把事情闹大，因为朝廷一旦知道他带头抵制海瑞，他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卖给海瑞一个面子：退十分之一。
徐阶还价，也有他的道理。这田，不是他一次收来的，要退需要分门别类，再拿到官府确认，工作量很大。不是手一挥，几万亩田就自动复位了。几万亩，至少涉及几千户，即便同佃户一一握手，也要费时好一阵子。
黄仁宇先生曾评价说：如果海瑞采取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藉富欺贫者知所戒惧，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
海瑞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走极端。双方没有共识，海瑞开始整治徐阶。华亭县的农民被发动，控诉徐府的多达万人。在海瑞的支持下，要求退田的贫民成天围着徐阶的宅第游行示威，大声呼号，徐阶的日子没法过：“时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号呼。而元辅（徐阶）之第，前后左右，日不下千余人。徐人计无所出，第取自泥粪贮积于厅，见拥入者，辄泼污之。”
泼大粪的招都用了，当初“宰相”，今日流氓。你不耍流氓，就被流氓耍，徐首辅实在无奈呀！
这事闹得很过分，据《穆宗实录》记载，当时即有很多言官批评海瑞，刑科都给事中舒化，称海瑞“迂滞不谙事体”；吏科给事中戴凤翔，认为海瑞“沽名乱法，不谙吏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言官们对土地兼并性质的认识，比海瑞清楚。关于如何处理，他们也认为海瑞其实是违法的。太祖时代，可以动用“刀把子”解决土地问题，问题是现在又不是太祖时代。
动“刀把子”的事，海瑞似乎依旧用上了：徐阶的长子、次子和十多个豪奴被判充军，三子被革去官职，数千家奴被遣散十之八九，掠夺的民田至少退还了一半。
这个结果很不正常，但为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所接受，并且叫好。海瑞除霸退田之事，受到民间追捧，也被后世演绎。《海瑞罢官》中为了强化戏剧冲突，把徐阶父子塑造得无恶不作，徐阶之子徐瑛霸占农田，强抢民女，海瑞秉公执法，在御史来摘他的大印之前斩了徐瑛。其实，真实的历史中海瑞没有杀徐瑛。徐阶的家人被处理，那是政敌高拱趁机报复。苏州知府、后来的松江知府，海瑞以为他是自己的手下，其实他是高拱的手下。
高拱成功地捅了徐阶一刀，递刀子的则是海瑞。最终的结果，是徐阶被打击，海瑞被吊销当“医生”做手术的资格证。
舒化批评海瑞时，还评价他是“一代直臣言”。这并不算恭维，海瑞确实是个正直的人。但这种正直的秉性，同样也让思路不转弯。这时的首辅是高拱，次辅是张居正。早在隆庆元年（1567年）徐、高争斗时，如日中天的海瑞力挺徐阶，给了高拱致命一击。东山再起的高拱，不可能因海瑞要徐阶退田就放过海瑞。张居正本是徐阶一党，海瑞拿徐阶开刀，张居正从中斡旋，海瑞又让他颜面尽失。有了这两个人的共识，海瑞怎么可能干到底？而他们的共识，恰是对海瑞的了解。依海瑞的行事方式，真把徐阶“医”结束了，势必会医到他们的头上。徐阶的问题，哪个高官没有呢？
重重挨了一刀的徐阶，并非没有官场能量。对付高拱力不从心，对付海瑞则游刃有余。徐阶弯下腰去求高拱，高拱的目的已圆满达到，开始显出“公正”与“大度”，他说海瑞确实太过分，但我不好亲自出手，您一定要理解我的难处！
徐阶明白了，说这好办，立即吩咐故旧，找个御史参了海瑞一本，高拱果然在奏本上签字同意——海瑞，调任南京总督粮储。土地兼并的事，从此与海瑞无关了。
五、疑似病人
南京总督粮储，是一个没有实权但待遇不错的职务，海瑞已年过半百，这正是他颐养天年的好去处。但是，闲差上的海瑞，根本闲不下来，他又发现了更多的疑似病人——所有的官员，都是“变态”的！
“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皇上勿听可也。”他在给皇帝的辞职报告中，开始骂满朝臣工都是“变性人”。
首辅李春芳六十岁了，是个挺温和的老头，见了海瑞的奏疏，也忍不住与同僚打趣：呵呵，老夫我是个老太婆啊！
认为官场上的人都有病，这几乎是海瑞的一贯观点。他在巡抚应天时，不光是给徐阶动手术，还给所有的人用过猛药——
入职当天，他即颁布《督抚条约》三十六条。这个方子很大，需要照方吃药的人太多。《督抚条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须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接待标准”之内。
《督抚条约》还禁止装修招待房舍，楼堂馆所一律停建。海瑞差一点搞了“无纸化办公”：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过去公文习惯上文后留空白，今后一律废止。
对官员的管理，海瑞从八小时以内，管到八小时以外，并且实行“实名制”：凡乡绅、举人、监生等到衙门拜见官员，或投递书信，必须进行登记。内容包括谈话的要点、书信的节录。官员出行，行踪和言论都要记载。记载不实的，官员和登记者都要处罚。
这些相关规定，不光是针对海瑞巡视地区的官员，路过这个地区的，也得照海瑞的规定去做。京师和外地的官员，到了海瑞的辖区，如同进入敌国。这影响，想不大都难啊！几乎全国的官场，由此一片哗然——如此怪僻、乖张、不近情理的封疆大吏，谁见过？
海瑞的怪异如果局限于官场，倒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他将整个应天辖地包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等十余府，搅得天翻地覆：他禁止百姓穿奇装异服，禁止制造奢侈品，包括应天特产的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高端绸缎、文具、饰品及甜食……地方富豪的红漆大门，也得刷成黑色。整个苏州城，家家都像办丧事。
海瑞自认为理当如此。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祖制，把元朝的等级制推向新的极端：衣食住行要严格按照品级，有钱也不能随便穿好的吃好的，不达到一定品级，不可以把家门刷成红色。海瑞，这是坚定不移地走朱元璋的道路啊！
回到一百年以前，可社会毕竟在进步，可能吗？正因为不可能，很多人认为海瑞有“病”。当代的学者，甚至认定海瑞是“偏执症”患者。
说“精神障碍”，太具现代色彩，古代只有笼统的疯子、傻子之说，放在海瑞头上不太合适。就儒家弟子的传统，当不失“修齐治平”的标准，合乎“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的道理。因而即便是儒家传统之下，海瑞也真的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海瑞的家庭，是个一团糟的家庭。母亲谢氏，一生守寡，又教育出著名的清官，完全可以旌表为节妇。但她度过八十寿辰后，海瑞的上司仅呈请皇帝例行公事，给了个四品夫人衔，只享受普通官员亲属最基本的政治待遇。海瑞家庭纠纷不断，老母亲一点都不慈祥，除了儿子好，剩下的什么都不是，令时论大为不满，给人的感觉极不厚道。
海瑞的家庭，病态而悲剧。晚年，海瑞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每一思及，百念灰矣。”为什么呢？有一个极端的传闻：当年海瑞五岁的女儿很饿，男仆给了她一个饼充饥，海瑞说男女授受不亲，你怎么能接受一个男仆的食物？你要是我的女儿，就应该饿死！结果，这女儿饿了七天，直到饿死。
五岁的孩子，应该没有老父亲的精神毅力。而正常人，也干不出这等绝事。这个故事出自当时的文人笔记，资料来源是海瑞一个政敌写的奏折，控告海瑞无故饿死亲女。古代儿童夭折率确实很高，故事的细节也不一定真实，但绝非子虚乌有，当是空穴来风。
海瑞的妻妾子女众多，同样鲜有好的结果。海瑞的侄女婿梁云龙在《海忠介公行状》中称，海瑞有“三妻两妾”。野史则有“七娶”“九娶”之说，明朝人姚叔祥《见只编》称“瑞已耄，而妻方艾”。意思说，海瑞耄耋之年还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小老婆。
海瑞的第一位夫人许氏，为海瑞生有两个儿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海瑞三十四岁时许夫人被休。比较靠谱的分析，是与婆媳矛盾有关，并非许氏的过错。海瑞和许夫人离异之后，又娶了潘氏夫人。但不到一个月，潘氏又被休弃，原因不得而知。接着，海瑞又娶了王氏夫人。王夫人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王夫人自杀。在王夫人去世前十一天，海瑞的小妾韩氏上吊自杀。海瑞的家庭生活扑朔迷离。
海瑞还有一妾邱氏，可能是海瑞在家乡闲居时所纳，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三岁就夭折了。海瑞死时，有“二媵四仆”。媵即侧室，也就是小妾。这二妾中有一个是邱氏，另一个则是有人所说的“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个“方艾”的女孩子。如果这般，海瑞就应该有过三个小妾了。
清官，往往与清贫同日而语。海瑞的贫穷，备受世人的赞叹。但很少有人想过，一个省部级高官，甚至做到了“副国级”，如果生活都那么艰难，那些普通官员，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又怎么能活？
海瑞一生，娶妻、纳妾不断，是要花钱的。明代纳妾，买一个色艺俱佳的名妓，通常需支付身价千两白银。明代小说《金瓶梅》说，收婢女为妾需白银五十两，讨一个妾要百两以上，一般需要三百两，另付媒婆赏钱、道喜钱等项。海瑞娶妻纳妾，会是买两斤猪肉的钱？这“消费理念”，相当畸形。
海瑞到底有没有病，难有定论。但海瑞认定所有的官员都有病，则是肯定的。在南京总督粮储任上的苛论，让海瑞站到了整个官场的对立面，没有一个人对他表示支持或同情。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二十三日，高拱在御史杨邦宪《议革南京督粮都御史疏》上题复：“见任南京粮储都御史海瑞依议裁革。”三天后，隆庆帝下旨：“是”。
罢官回家的海瑞，一呆就是十六年。闲居的海瑞，这期间有了新的观点，他撰文称：嘉靖、隆庆、万历数十年间，官场均黑暗腐败，最重就是他的家乡！而在传统理念中，官员通常是不骂家乡的。东汉的大臣张湛，有一次回到老家，看见县衙便主动下马，随从认为没有必要，“不宜自轻”，张湛留下的一句名言是：“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海瑞眼里的世界，凡是所见之处，总是一无是处。
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居正已死，万历帝重复了隆庆帝的故事，再次起用七十二岁的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但正如张居正所担心的那样，海瑞不是治病的妙手，而是诊断的能手。垂老的海瑞，一上任就要惩治敲诈勒索的五城兵马司，引发极大反弹。海瑞又上书皇帝，对吏治表示强烈不满，建议恢复明太祖对贪官剥皮实草的酷刑，以及定律枉法八十贯判处绞刑。此文一出，满朝文武哭笑不得。太祖时代的那一套，如今真的管用吗？
南京御史台本没有实际事务，官员几乎从来不坐班，显然也是问题。海瑞一到岗，马上要求人人“打卡”坐班，不来就要扣发工资。有一位御史过生日，在家摆宴席，请歌伎戏班子唱了一天。当时听戏，已是不分阶层的社会时尚，就是老百姓也不会觉得官员请人唱戏犯法。海瑞则按照太祖“御史为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的规定，把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责了一顿，谁求情也不手软。又有一位陈御史，让差役到市场上半价买米，被人举报。海瑞要加倍处罚陈御史，把差役革职，打了三十大板，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
每个皇帝起用海瑞，最终都会觉得得不偿失。几个月后，海瑞被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再改任南京右都御史。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
据传海瑞去世后，主持海瑞丧事的王用汲，看见海瑞的贫寒，禁不住哭了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但海瑞是个正二品的高官，即便无钱，以明朝的礼制，他的丧事也不会出现需要社会人士凑钱的情况。《明史》只称：海瑞“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这个，应该是真的。海瑞从海南起复入南京为官那天，“黄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观公。”海瑞宅第每天都有前来拜见的百姓，海瑞问：“见我何为，欲言事乎？”百姓叩头说：“没什么事，就想看看海爷的相貌。”海瑞上下班路上，也常有“海粉”蹲守，只为在海瑞掀起轿帘的刹那，看上一眼。
百姓对海瑞交口称赞，有人确实是因为海瑞帮他们打赢了官司，但更多的人并没有从海瑞这里受到任何实际好处。正因为没有实际关联，才有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驱使他们支持海瑞，保持着对海瑞的想象。清官——海瑞的这种符号价值，比他做官时给百姓带来的实际价值要大得多。
海瑞一生都以“圣人”自居，视他人为“病人”，但也被他人视为“病人”。海瑞到底是“圣人”还是“病人”？乔治奥威尔评价甘地说：接近圣人之境的人，往往是可怕的！至于“清官”，真正的救时人物曾国藩说：余平生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较之于曾国藩，海瑞只有成名，没有成功。曾国藩的救时，就在于他不像海瑞那样坚持活在自己的太祖时代！
左光斗：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明代官场上的争斗，常见的是一股“温柔风”：互相给对手下“套子”，对手掉坑里，大戏差不多就落幕了。到了天启年间，朋党之间的斗法风格陡转：魏忠贤一气逮了六个东林党人，清代著名作家方苞在《左忠毅公逸事》中，叙述了其中的左光斗。锦衣卫诏狱之中，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温柔风”不再，“酷烈风”骤起，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六君子”，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文章大家方苞，作品多以细节取胜，《左忠毅公逸事》长期入选教科书，左光斗也由此广为人知。而这位明末的著名忠臣左光斗，则有着更多的细节与微观，信息量巨大而意味深长……
一、家风
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又字遗直，号浮邱，又号苍屿，南直隶桐城县东乡（今枞阳县横埠镇）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左光斗出现在明季官场，只有十八年。
官场十八年，左光斗默默无闻的时间长达十二年。左光斗初授内阁中书舍人，官从七品。中书舍人只有副处级，不仅职级很低，也谈不上权力。明代的中书舍人隶属内阁中书科，干的是公文起草之类事务，内阁的“通知”要写，皇帝的圣旨也写。但是，公文中的意见都是“领导”的，中书舍人的职责就是把它们变成文字，不能写错别字，不能把“领导”的意思弄错、弄反。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左光斗擢御史台候命。这一候，就是六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左光斗才正式担任浙江左道监察御史。天启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官场上的最后六年，始终都在执法、执纪的岗位上。
正是在这种位子上，左光斗呈现出官场“角斗士”的风格。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暴毙，左光斗将光宗的宠妃、天启帝的养母李选侍骂得狗血喷头。内宫多事，人人自危，唯有左光斗等少数官员敢于出头。左光斗这种官场风格，像是职业风格，更重要的还是源于“家风”。
左光斗的曾祖父叫左麟，清史馆总纂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载有左麟一则故事：明初桐城县的“芦课”（即芦苇税）十分繁重，桐城“芦课”集中在左光斗的家乡东乡，普通税户根本交不起。治下百姓苦不堪言，桐城县官也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税赋是朝廷核定的，县邑本级无权减免，核定的税赋必须依册征缴。与其得罪上司，不如得罪百姓，桐城县令为保证税银的足额上解，只得强逼硬收。仍不能完税的，便关入县狱逼打，左麟的左邻右舍，常因此被关进桐城县狱。
左光斗的祖上比较富裕，自家不存在交不起税的问题，但乡亲经常因交不起税被关受刑，左麟就看不下去了。与妻子一商量，干脆掏钱替乡亲们垫上。可需垫税的乡民实在太多，更要命的是这一年的“芦课”问题解决了，新一年的“芦课”问题又来了，左家就算有百万家财也不够啊！百姓还是交纳不出，县官照旧打人、关人，左麟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左麟怒不可遏，收拾行李，直接进京找皇帝告御状去了。
明初大力倡导上访直诉，老百姓认为地方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进京，地方官谁阻拦处理谁。老百姓说得对，皇帝有赏赐，所以明初老百姓押着地方官进京的事都有，地方官不敢轻易欺负老百姓，社会秩序恢复得也快。
但是，上访直诉制度的设计也有问题：国家这么大，事无巨细都由最高统治者来公断，这量也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可持续性。后来设了道“门槛”，《大明律》规定：未经地方政府处理直接进京申告，越诉者“笞五十”，然后再受理。这招特有意思，如果莫名其妙被人扇了一耳光，明显太委曲，可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理论上可以找皇帝去主持公道，但前提得先接受这五十大板，身体欠佳的可能小命不保。为“一耳光”的事挨“五十板”，事主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咽下一口气。
左麟为乡亲的事越级进京上访，显然是知道这个利害的，这“笞五十”下来，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麟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好在左家的家童左恩很忠勇，自愿替主人领受了“笞五十”——左恩偷了主人的状子，提前赶到午门击鼓鸣冤。“笞五十”下来，左恩果然一命呜呼。左恩死后，左麟见到了明宪宗，当面向其陈述桐城“芦课”实情，明宪宗“允奏，减课额十之三”。
仅仅因为看不下去，便做了这件完全与己无关的事。为了这场进京上访，左家耗银近万两，外加一条人命。
二、乡风
明初的万两银子，折合人民币不下50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为一桩与己不相干的事，搭上一条人命，耗去巨额家财，左麟究竟是因为什么？
性格，或是性情。左麟在地方，人称侠义之士，看不惯的事情，拼命也是可以有的。
从曾祖父左麟到左光斗，左家数代的性格，基本上差不多，左家的“家风”就是这样。
左家的“家风”，似乎是“遗传”，其实，不尽是。左光斗的家乡桐城东乡，“民风”全都是这样。
桐城东乡是一个俗称，真正的乡名叫“清净”。清净乡地处桐城县的最东端，是一个枕山览水之境。乡名“清净”，本是个佛教用语。宗教呵护的是人的心灵，“清净”也是乡民的信仰追求，地方民风原本淡泊，但这是地方的“过去式”。
左光斗的先祖本居江南泾县，明洪武年间迁居桐城东乡。这时的桐城东乡，民风剽悍，崇尚勇武，人心耿直。清代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章冠鏊传》曰：“东乡俗尚意气，其民好斗敢死。”
桐城东乡的民风巨变，正是起于左氏家族迁居桐城的明初。中国历史上，明代实行最严格的“役籍乡贯”制度，即所谓“籍贯”。“籍”指“役籍”，“贯”指“乡贯”，与现代的“籍贯”概念差异很大。简而言之，“役籍”相当于当代的户口类型，明代的“役籍”分为“民籍”“军籍”等。不同的役籍，通常都会从事农业，但承担的税赋、徭役等义务完全不同。民籍承担的是田赋与力役、杂役等，军籍则承担军役义务，包括治安维护与征战等，是单一的兵役义务。
左光斗家族虽属民籍，但整个桐城东乡的氏族多为军籍。桐城东乡所出的著名历史人物方以智、方苞家族，章纶、章伯钧家族等，皆为军籍。这些职业军人性质的乡民，长期接受军事“操术”与“军纪”的训练。军纪即军规，明代的军规内容复杂而严酷，核心在强调军人的服从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命令无论对错，军人都须无条件执行，显示军人式的牺牲精神。
武艺精湛，军纪严明，义气为先，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民风格外强悍，传承至今。清代江南九华山出了欺男霸女的恶僧，桐城东乡人听说后，一下去了三十六个武术高手，奔袭百里，把九华山打得稀里哗啦。清末太平军想借道东乡，老百姓根本不拿太平军当回事，来一次打一次，打得太平军不敢进东乡。
明代“役籍”制度的养成，桐城东乡人说一不二、敢作敢当的性格尤为凸显，也就是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称“好斗敢死”的东乡民风。
左光斗便是这种说一不二的人。有一年，左光斗与朋友、老乡方大铉一起喝酒，见其六岁的儿子方文在一旁玩耍，随口问了一句：“你读过什么书？”方文答：“杜诗。”左光斗顿时来了兴趣，对小孩说：“这么小都能背杜诗？背一首试试，真背出来了，我把女儿给你！”结果方文真的背出来了，左光斗也真的将长女许配给了方文。
左光斗的女儿成亲后，与婆家人的生活不和谐，一次口角后自杀身亡。左家一大帮人冲进方家，将方家砸得稀巴烂。方文有一小妾有孕在身，不幸成为出气筒，一顿拳脚后当场毙命，闹出一尸两命的惨剧。左光斗的女婿方文跑得快，好多年后都不敢回家。
家风，乡风，可见一斑。左光斗进入官场，明季的世风又席卷而来。三风合一，左光斗命中的血雨腥风隐约显现……
三、世风
世风日下，是王朝末期的普遍特征。但“世风”的概念，显得抽象而空泛，明季的世风于官场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黑白不分的“朋党之争”。
左光斗官场经历十八年，六年默默无闻，六年“下岗待业”，最后六年手段雷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官场有场整风运动，左光斗出任御史巡视京城，一气抓了一百余假官。明季的假官，不是小广告上的办假证，而是官员任命中程序与门径方面存在问题。卖官买官是一种风气，左光斗不吃这一套，也不问假官背后的真“靠山”是谁，直接就较上劲了。左光斗任御史的时间并不长，“铁骨御史”的声名却不小。
左光斗显然充满了正气，朋党之风中左光斗不能不置身其中——左光斗是东林党成员，并且是东林骨干。为了东林党的利益，左光斗还看上了另一个人，即《明史》中的“奸臣”阮大铖。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桐城人。阮大铖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官场是非一言难尽，最终他以文学而史上闻名。
天启四年（1624年），阮大铖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孝。“丁忧”就是俗称的“守孝三年”，实际上明制规定的“丁忧”时间是二十七个月。可是，二十七个月早已过去，吏部依旧没有给阮大铖安排新的工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阮大铖成天就在郁闷着这个事。正在琢磨奥秘时，阮大铖忽然发现这脑子动得有些多余——左光斗给阮大铖写来一封信，说你马上给我回京，我帮你谋到了一个好位子！
确实是个好位子：吏科都给事中。阮大铖“丁忧”前只是个“行人”，是一个科级（正八品）干部，工作职责主要是颁行诏敕、奉旨吊祭、奖励官员之类的事务，虽说工作体面还比较风光，但有什么权力那就谈不上了。并且，在这个位子上，阮大铖原地踏步干了九年。
吏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这官品升了两级，“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就是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制敕，都给事中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可以“封还”给踢回去。组织部长（吏部尚书）有重要工作向皇帝汇报，副部长一般不参加，但得有吏科都给事中陪同前往。吏科都给事中“品卑而权重”，左光斗主动帮自己谋到这么好的官位，阮大铖确实没有想到。
为阮大铖谋官，像是老乡帮老乡，也说得过去。左光斗确实是阮大铖的同乡，并且还是“同里”。除了是同乡，还是朋友，左、阮两家一直很有交情，交往频繁。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左光斗关照阮大铖，关键在于二人是“同志”：左光斗是东林党的骨干成员，阮大铖是东林党的老党员，算“党龄”那都是一二十年了——阮大铖早在求学之际，就成了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弟子。东林党领袖亲自当“介绍人”，阮大铖就这么加入了东林党。
朋党的群体利益优先至上，吏科都给事中这顶帽子，必须戴在东林党的党员头上。但是，明朝的官员升迁，要遵循论资排辈的既定规则。为了计划的圆满实现，东林党事先进行了精心谋划：天启四年二月，原吏科都给事中程注资满当迁。程注提拔走了，空出来的位子按“规则”应该由周士朴接任。问题的关键是，周士朴是个“无党派”人士，并且“性刚果”，不好操控，吏科都给事中的帽子断断不能给他。排名在周士朴之后的，是时任刑科给事中的刘弘化。刘弘化也是东林党人，但在东林党的核心层里没有“铁哥们”，加上自己的父亲已经病重，父亲一旦病故自己也要按规定回家“丁忧”，所以刘弘化自己放弃了竞争。这接下来的人选，只剩阮大铖一个人了。
出于对内幕的一清二楚与群体利益的综合考虑，左光斗认为只有阮大铖才是不二人选：有能耐，是同党，是朋友，是同乡。把阮大铖放到重要岗位，有利于双方共同打拼，对东林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可是，等阮大铖赶到北京时，左光斗自己先为难了起来——因为，东林党高层刚开了一次高层碰头会，对当前的斗争形势有了更全面的分析。
东林魁首顾宪成及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人认为，论才干与资历，阮大铖“确实没问题”，但问题的问题是，阮大铖性格太张扬，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清康熙《怀宁县志》载：阮大铖“为人亢爽英多，风仪秀整，掀髯谈天下事，如河源滚滚，莫测涯际”。东林党树大招风，与昆、齐、浙、楚诸党及魏忠贤之间，难免需要明争暗斗，保密工作至关重要。从东林党整体利益出发，另一东林党成员魏大中则城府极深，更适合出任吏科都给事中。此时的东林党领袖并无恶意，亦非认为阮大铖品行存在问题。为公平起见，拟让阮大铖出任同级别的工科都给事中。但是，工科权力不显，魏大中资历又不如己，阮大铖极不乐意。
这一下，最尴尬的就数左光斗了。信是自己写的，人是自己叫过来的，难道自己吐出的口水，还得自己咽回去？这也不是左光斗的性格啊！
左光斗越尴尬，东林大佬的态度则越坚决：这吐出的口水，还真得你自己咽回去。阮大铖与你关系“铁”，你也跟他好沟通，你要主动找阮大铖谈次话，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虽说自己是党内骨干，但跟领袖们比，自己毕竟人微言轻。领导的话说到了这份上，左光斗只好硬着头皮找阮大铖谈心。
四、对手
吏科都给事中的工作领域，主要在组织人事；工科都给事中的工作领域，主要在工程建设。前者政治权力明显，后者经济利益明显，孰好孰差是因人而异的。左光斗把工作安排的情况一说，阮大铖感到特别别扭：要说当官捞点好处的事，这时的阮大铖并不热衷，人家家庭环境优越，是个不缺钱花的主，奔的就是一个政治前途。较之于工科，吏科明显是“重用”，而重用的这个人，阮大铖也是越想越别扭——魏大中，自己的“同志”，还是“同学（同年，同科进士）”。让魏大中去吏科，东林党内明显是在重用魏“同志”，不重用阮“同志”。党外又会怎么看？明显就是阮“同学”不如魏“同学”啊！
推心置腹，左光斗与阮大铖谈了一通。阮大铖对官场内幕并不陌生，觉得这时候与左光斗争论已毫无意义，再找党的领袖去争取也为时已晚。煮熟的“鸭子”居然飞了，阮大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当着左光斗的面，阮大铖什么都忍着。出了左光斗家的门，阮大铖就开始动起了脑筋。
官场上要想搞顶好“帽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人”。找谁呢？找赵南星，现在等于白找。找齐、浙、楚这种小党的领袖，本不是“同志”，还要得罪“同志们”。就算找到了，最终肯定还是被“同志们”否决。要“找人”，只能找能镇得住东林党的人。
天启朝，唯一能与东林党乃至整个文官集团相抗衡的，只有宦官集团。而天启皇帝最信得过的宦官，便是太监魏忠贤，也是东林党最强劲的对手。
历史上的魏忠贤，名声相当不好。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早年时魏忠贤混得极其潦倒，走投无路之际痛下狠手自宫，以便找份好工作，进宫去当宦官。但是，年龄超标，没被录用。魏忠贤只好降低奋斗目标，到退休太监孙暹家当临时工。在这里，魏忠贤表现出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孙暹一看这小伙子不错，也才二十多岁，不符合招工条件的也只有这一点，于是卖了个老面子，推荐他进宫当了宦官，让“临时工”转正为“正式工”，实现了魏忠贤的进京梦。
在宫中，魏忠贤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虽说工龄挺长，但想帮人弄个官做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魏忠贤手中的“权力”，只局限于倒马桶，扫地抹桌子，看仓库。三十多年啊，五十多岁了，魏老头不仅面临“退休”回家，而且年纪临近明代的平均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