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头是怎么时来运转的呢？倒马桶时爱上了马桶，看仓库时爱上了仓库，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默默无闻，被人称作“魏傻子”，魏老头是有优点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万历皇帝添了个孙子。这是天大的喜事，按例对儿媳妇王才人的生活待遇给予提高，选拔“服务员”时看中了“魏傻子”。
“才人”，相当于职称，给帝王家当老婆提供相关服务，都要持证上岗。王才人自身职称不太高，但是，她是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的老婆——之一，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唯一。当然，这么多耀眼的光环，全都是后来的事。
“魏傻子”由于得到王才人的赏识，名字正式被确定为“魏忠贤”。魏忠贤倒马桶时爱上了马桶，服务朱由校时爱上了朱由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其实是很真挚的。朱由校成为天启皇帝，魏忠贤由普通“服务员”一路攀升，成了太监。这种成功，有些必然，也有些偶然。
魏忠贤作为成功人士，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阮大铖想找到他绝非易事，因为这时的阮大铖并不认识魏忠贤。但是，阮大铖有能耐——这是根据史料分析出来的阮大铖的“找人”路径：通过朋友傅继教，阮大铖找到了傅櫆，通过傅櫆，阮大铖找到了其友傅应星。傅应星是魏忠贤的外甥、养子，阮大铖好不容易找到了魏忠贤这里。
这一大圈绕的，人脉关系显然在逐层衰减，阮大铖“找人”的效果能够理想吗？
五、诀窍
现实世界中，放射金色光芒的不是太阳而是银子。阮大铖“找人”不是白找，银子太重魏忠贤也就顾不上年老体弱了。
理论上讲，阮大铖“找人”找到魏忠贤这里，事情能不能办成是个问号。魏忠贤的官品与左光斗一样大，都是正四品，并且没有东林党控制下的吏部职能。但是，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左光斗没帮阮大铖办成的事，魏忠贤还真帮他办成了。
左光斗的能力，难道比魏忠贤差？不是这回事。左光斗有学识、有经验，还有他人没有的打拼精神。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左光斗考中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任内阁中书舍人，官从七品；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擢御史台候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授浙江左道监察御史，官正七品；直到天启三年（1623年），官场摔打十六年，官只升了一级。但是，左光斗很快创造了官场奇迹——天启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官阶已是从五品；天启四年（1624年），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官正四品。一年多时间里，左光斗官升六级，完全是个有能耐的人。
但是，官的大小与权力的大小，完全是相对的。左光斗的四品官相对于赵南星的三品官，足足小了两级，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左光斗说行赵南星说不行，那就是绝对的不行。魏忠贤比赵南星也小两级，但这个四品是太监四品，约等于文官的二品，或更高一些。文官的最大一顶官帽是“首辅”，也就是俗称的“宰相”。首辅是外相，太监是内相，二者只有权力范围上的划分，品级仅是参考系数。
权力范围，同样是相对的。吏部、内阁的人事安排方案，最终要通过太监送到皇帝手上，皇帝说行才是真行。如果太监将公文压着，或者利用与皇帝个人间的关系，做通皇帝的思想工作，吏部、内阁的人事安排就得改，一直改到太监满意为止。魏忠贤用的就是这一招。东林党没办法，不得不修改对阮大铖人事安排的意见，让其担任吏科都给事中，回到左光斗最初的建议上。
事情算是回到了从前，但相互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左光斗与阮大铖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同志”、“朋友”和“同乡”，插上这一出，只剩下一个“同乡”，其余的都不存在了。
更严重的后果，还不在这里……
六、惹祸
历史的偶然性是不容忽略的，如果东林党的人事安排尊重了左光斗的意见，吏科都给事中用了阮大铖，而不是赵南星力挺的魏大中，东林党的“党史”很可能被改写。正是这个魏大中，最先将东林党带进雷区。
魏大中（1575-1625），字孔时，号廓园，明万历四十四年三甲第十三名进士，“家庭成分”是“军籍”。虽说“出身论”不科学，但魏大中确是一副臭硬脾气，也是东林党中敢打敢拼的著名打手，性格与左光斗颇为相似。
天启四年二月十九日，刑科给事中傅櫆弹劾左光斗、魏大中“招权纳贿”。东林党的两大骨干一齐中枪。是不是东林党与魏忠贤集团之间正式开战？像是，其实不是。傅櫆确实投靠了魏党，更重要的他是江西人。“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明朝官场上的江西人一直有实力。明末朋党丛生，江西人不能不抱团建“江西党”。
这个时候的江西党，也不是要全面反攻东林党，而是要把左光斗与魏大中往死里整。傅櫆奏疏上写的是左光斗、魏大中“招权纳贿”，实际上是魏大中不给江西人面子——他驳了刘一焜的恤典。恤典，简单地说就是朝廷对去世官吏给予追封、赠谥、树碑、立坊、建祠之类的“政治荣誉”。刘一焜，江西南昌人，曾任浙江巡抚。其兄刘一燝，是继方从哲之后的明朝首辅，天启二年去官后，崇祯初年再复原官。他们的父亲官小一点，也是陕西右布政使。所以，刘家绝对是江西党的总部。魏大中不批准刘一焜的恤典，不仅是刘家失了面子，而且整个江西官员都感到矮了三分。
左光斗跟着魏大中成为江西人的靶子，同样不是收黑钱的事，而是他深深地得罪了江西人。《明史·左光斗本传》：“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赵）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当初，与左光斗争夺左佥都御史的，竞争对手便是熊明遇、徐良彦。熊明遇，南昌进贤人；徐良彦，江西南昌新建人。左光斗仰仗党的领袖赵南星击败了熊、徐，仇恨的种子也就这么种下了。
江西党死整左光斗、魏大中，傅櫆还只是个“领衔人”，幕后总策划则是章允儒。《明史·黄尊素传》曰：“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章允儒，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时任礼科都给事中，江西南昌人。这个人比较凶狠，算不上厚道，但也不算坏人，看魏忠贤不顺眼时，他也攻击。面对共同的政敌，章允儒当了领头羊，熊明遇、徐良彦积极参与，一同鼓动傅櫆出头露面，奏劾左光斗、魏大中。
面对江西党的进攻，左光斗与东林党人并不紧张，因为这二党的实力，远远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个事的“领衔人”。
七、合作
傅櫆的身份颇为特殊——他是江西党，也是魏忠贤的人。面对傅櫆的挑战，左光斗做出回应是必须的，《明史·左光斗本传》：“光斗疏辨，且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櫆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
有惊无险，左光斗像是没事了。但是，“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明史》这一句写得很简洁，左光斗惹下的新麻烦其实很怕人——“东厂”，魏忠贤主管的部门；“傅继教”，魏忠贤的外甥加养子。左光斗没提“魏忠贤”一个字，这火则几乎烧到了魏忠贤的胡子，幸亏魏忠贤没有胡子。
魏忠贤应该很生气，这当然纯属推理的。事实上魏忠贤没有生气，他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清醒：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得不能再低，在官场资格也比较嫩。前者，自己五十多岁了，也不适合到“扫盲班”进修，买一张文凭也不管用。至于后者，倒是可以想办法的。
明末的阉党，是官场上的客观存在，与左光斗关系很铁的太监王安，就是当时的阉党领袖。万历朝的官场背景，是皇帝对文臣与宦官都不太信任，这也是前朝嘉靖皇帝的传统，所以文臣与宦官要合作，阉党与东林党是“友党”。天启元年，魏朝、王安先后被杀，王体乾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因为与天启皇帝关系特铁，名义上的“二把手”魏忠贤，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阉党领袖，这时的阉党等于是魏党。
这还不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魏党与阉党有着实质不同：天启皇帝继承了爷爷的传统，继续不信任文臣，但对以魏忠贤为首的内臣非常倚重。皇帝对内外臣都不信任，东林党可以视阉党为“友党”；皇帝信任内臣、不信任外臣，东林党看魏党便是满满的敌意。
作为魏党的领袖，魏忠贤对阉党的性质作了实质性的开拓，大力在文臣中发展“党员”。七十多岁的礼部尚书顾秉谦成为年龄最老、“党龄”最嫩的魏党“党员”；少数东林党党员转投魏党，成为十足的“两面人”。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二十孩儿、四十猴孙、五百义孙……”说的就是魏党的盛况，东林党事实上已不是一党独大。
作为东林党的主要负责人，赵南星并非很无能。他领导下的东林党，曾成功地击败了齐、浙、楚三党，同时也注意到了魏党的日渐强大。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魏党与齐、浙、楚三党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人家老魏，那可是皇帝的“代言人”！
赵南星瞧不起新对手，魏忠贤却不想拿东林党作对手。并且，魏忠贤找到了与赵南星“合作”的基础——咱们都是河北（北直隶）“老乡”，为此，魏忠贤还特地跑去会见赵南星。但是，会见气氛很不友好，以赵南星为核心的东林党，坚决要“正义”战胜“邪恶”。这种分裂，也是明季官场的撕裂。
天启四年的六月，也就是在江西党对左光斗、魏大中进攻后不久，以杨涟为代表的东林党，毫不犹豫地找魏党开战了。
八、打骂
杨涟（1571-1625），字文孺，号大洪，应山（今广水）人。在东林党与魏党的决斗中，杨涟的表现至为突出，成为明代著名的谏官。清初著名史学家查继佐称：“当时号‘杨左’，杨径直而左沉密。”杨涟性格刚烈，对皇帝极为忠心，“移宫案”中他闯进内宫，逼走李选侍，强抢太子，骂得内臣抬不起头来。对天启皇帝顺利上台，杨涟也以功臣而自居。但对朝政出现的诸多问题，杨涟一股脑推到了内臣领袖魏忠贤头上。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弹劾魏忠贤，奏疏一共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忠贤后来倒台时，崇祯皇帝让官员办案，钱嘉徵一笔划掉了十四条。剩下的十条请崇祯帝过目，崇祯帝又接着划掉了六条。“径直”的杨涟，数落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实际上只有四条可以成立。
身为左副都御史的杨涟重拳出击，魏忠贤着实被吓得半死。但是，魏忠贤只是被杨涟凶相所吓倒，事情的可怕程度并不严重——后来痛恨魏忠贤的崇祯帝，认为杨涟的二十四条有二十条不靠谱；当时信赖魏忠贤的天启帝，则认为杨涟的二十四条没有一条靠谱。魏忠贤吃了定心丸，权当杨涟酒喝多了骂人，一口怨气吞进了肚里又吐到了空气中。
杨涟没有骂倒魏忠贤，魏忠贤又不出手，东林党人便一齐开骂。魏忠贤依旧不出手，东林党人火气更大，发动国子监千余师生一起怒骂、围攻。这下魏忠贤惨了，上班都要带保镖，否则就要被人堵着骂。提心吊胆，魏忠贤就这样过了近半年。
没完没了，社会秩序都搞乱了，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天启皇帝忍不住也开骂了。第一个被骂的是赵南星，皇帝骂得够狠：结党营私。接着被骂的，是高攀龙、杨涟、左光斗。东林党的领袖与骨干，被天启皇帝骂了个遍。
东林党的骂是造声势，皇帝的骂比打都厉害。天启皇帝骂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辞职回家。东林党领袖叶向高，没有被皇帝点名骂，但自己觉得很没面子，“公章”交给顾秉谦后跟着走人。韩爌想了想皇帝骂人的措辞，反省两天后也回家去了。不可一世的东林党就这样在皇帝的骂声中偃旗息鼓。
但是，被后人视为“沉密”的左光斗，在去职前又愤怒地上了一道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这篇奏疏叫《二魏交通三十二该斩疏》，其中的“二魏”，指的就是魏忠贤与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魏广微。
左光斗瞄准的，是内外朝两个重量级人物。左光斗的奏疏，拟于十一月二日上。但这封奏疏根本没递上去，左光斗有个家奴叫福生，京师人，提前将奏疏的内容密报了魏忠贤。在计划上奏的前一天，左光斗接到了去职圣旨。
这封奏疏也没有流传下来，左光斗之子左国材编定的左光斗《奏疏》二卷中，并未收录《二魏交通三十二该斩疏》。据称在锦衣卫逮捕左光斗时，左家人赶紧烧掉了这封奏疏。《三十二该斩疏》应该真实存在，并且是左光斗在自己与魏忠贤之间系的一个死结……
九、刀子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两大朋党之间的恶斗，以魏党的胜利与东林党的失败而告终。
什么叫失败？官场斗争中，从台上掉到台下就叫失败。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并不鲜见，失败者多被罢官、革职成为“政治极刑”。宋朝的王安石、司马光与苏轼，斗争的结果见于政治上的你沉我浮，而不是肉体上的你死我活，否则大宋的文坛那该是怎样的愁云悲声？明朝官场上的左光斗，因为“党争”而遭酷刑致死，《三十二该斩疏》已显露端倪——“斩”，施加的对象只有肉体。
官场失败的东林党人，其实并不悲伤，甚至有些欢乐。回到家中，他们会客的会客，吹牛的吹牛，写日记的写日记，吟诗填词的吟诗填词。“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左光斗在老家，也是一会住城里，一会住乡下。桐城的地方大族本来就多，左光斗这应酬或顺便看看山水的事，几乎一天都没得闲歇。明末的朋党争斗，很长时间里确实算不上悲惨，斗败的一方去职往往是暂时的，重新当官的资格继续有效。“清誉”，东林党就这么赢得的。甚至每玩一次，资历自动生成一颗星，人气上升一个等级，下次复出底气更足。
但是，他们全都忘了这一次的对手是谁，左光斗也忘了离京前草拟的那封奏疏——
“径直”的杨涟，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罪；“沉密”的左光斗，罗列了魏忠贤三十二罪。尤其是左光斗的《三十二该斩疏》，倘如期送出，魏忠贤面临的都不是一“杀”字，而是“剁、剁、剁、剁、剁……”你死我活，魏忠贤不能不纠结：哪天东林党人要是又上台了，自己肯定就不是回家喝酒这么简单了。
左光斗的《三十二该斩疏》就这么折磨了魏忠贤将近半年。
魏忠贤也不是什么善类，东林党欲整死魏忠贤，魏忠贤也想把东林党捅了，只是找不着刀子。关键的时候，东林党人汪文言居然递上了一把。
汪文言（？——1625），本名汪守泰，歙县人。汪文言是东林党中的智囊人物，也是东林党中人品欠佳的一位，《东林点将录》称之为“鼓上蚤”。左光斗是“东林六君子”之一，没人好意思加上汪文言，凑成“东林七君子”。
汪文言本是狱吏，脑子好使，胆子也大，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又当了衙署中侍茶捧衣之贱役的“门子”。为了生计，也为了体面，汪文言又到东林党官员、刑部郎中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个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选中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便于其开展特殊工作。
汪文言就这样来到京师，投奔到太监王安门下，并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过从甚密。汪文言用计离间齐、楚、浙三党，从此东林党一党独大。因脑子好使，颇有能耐，汪文言得到东林党魁、内阁首辅叶向高的赏识，官至中书舍人，完成了身份转变，汪文言从此高调游走官场。
从一个有“前科”的平民，一步一花钱，汪文言挤进了东林党的核心层，这钱该花的地方也实在太多。只花钱，不进钱，又清正又廉洁，鬼才相信他家里有那么多钱。
魏忠贤曾经抓过汪文言一次，并非因为魏党与东林党间的“党争”，而是涉及银子。汪文言被抓，问题性质不是太严重，东林党又没有理由袖手旁观，魏忠贤只好将汪文言放了。这一次，又是因为银子，魏忠贤将汪文言逮个正着。
这是一桩惊天大案，汪文言自己坠入万劫不复之渊，也让好友左光斗等大祸临头……
十、银子
早在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失陷案”即惊动朝野。广宁失陷，是天启年间明朝与后金（满清）军事对抗中最严重的事件，明朝因广宁失陷而尽失辽西，与后金对抗的战略优势开始丧失。
广宁失陷同样是一起责任事件，时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二人在军事部署、战守之策上分歧严重，导致广宁失守。广宁巡抚王化贞不习军事，对广宁失陷负有主要责任，故天启二年二月，王化贞被逮捕，熊廷弼罢官听候查考。
王化贞，东林党首叶向高弟子，广宁失陷后又贿赂魏忠贤，从而得到东林党与阉党的双重袒护。熊廷弼，湖广江夏人。熊廷弼人脉交往复杂，为楚党，曾获东林党最直接的对头江西党支持，又与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即出自熊廷弼之手，故又为东林党的死敌魏忠贤所恨。
“广宁失陷案”初期的处理结果，王化贞负主责，熊廷弼负次责，应是客观、公允。但朋党背后复杂的争斗，使“广宁失陷案”的处理迅速走偏，熊廷弼成为不二的“替罪羊”，为王化贞背锅——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以“失陷广宁罪”被杀，并传首九边。王化贞则免于一死，重罪轻判为斩候决，直到崇祯朝重理旧案，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处以死刑。
广宁失陷后，熊廷弼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多方交通运作以图减罪。替熊廷弼私下交通打理的人，主要是汪文言。熊廷弼提供给汪文言的贿金，是个天文数字。御史弹劾熊廷弼侵盗军费十七万两，御史刘徽弹劾熊廷弼家财百万。熊廷弼贪污空穴来风，但违法事实被阉党极力夸大，造成事后无法追赃。
汪文言替熊廷弼消灾，难度颇大，因为熊廷弼罪轻即意味着王化贞罪重，这在东林党内部肯定行不通。汪文言铤而走险，竟然让人找魏忠贤帮忙，并许诺重金。魏忠贤这一查，汪文言又一次浮出水面。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将汪文言下镇抚司诏狱，魏党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对汪文言严刑拷打，熊廷弼贿赂案几乎真相大白。
熊廷弼为自保，行贿的对象也很复杂，事涉魏党、东林党等。熊廷弼不仅行贿，而且贪污，主要事涉其辽东任上，负责辽东边事中的官员以东林党居多，魏忠贤欲借“贪污辽东军饷”一事，彻底消灭东林党的残余力量。在魏党编造的汪文言狱中供述中，“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的受贿数目是：顾大章四万两，杨涟、左光斗各两万两，袁化中、周朝瑞各一万两，魏大中三千三百两。但汪文言临死前，曾极力否认杨涟受贿。
以汪文言为契机，“广宁失陷案”衍生出“熊廷弼行贿案”，又因“熊廷弼行贿案”延伸出“左光斗受贿案”。传说中的“银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一把利刃？
十一、挖坑
天启五年三月，左光斗因受贿罪被锦衣卫逮捕。左光斗对事态的估计似乎有点乐观，缇骑到桐城缉拿左光斗时，父老乡亲觉得这一次左大人太危险，志愿组成“护卫队”，以确保左大人的人身安全。左光斗一挥手，笑着说：都回去吧，没事，没事！
左光斗向缇骑提出的要求是，在桐城境内不要囚枷。面子，形象，左光斗是一个特别珍惜声誉的人。
但是，左光斗的家人哭作一团。其实，哭是对的。左光斗入罪，办案人员是锦衣卫缇骑，锦衣卫是明朝最厉害的一把宰牛刀，杀鸡宰羊的事是犯不着使用的。左家人从锦衣卫缇骑身上，看出了恐怖。
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本是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皇帝的安危至高无上，所以需要锦衣卫这么个特权部门。其特权，大凡人们听说过的它都具有：锦衣卫掌管刑狱，有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而最大的特权，是怎么捉人，捉进去之后怎么收拾，不必公开，司法部门也管不着。如果不小心弄出人命，告诉亲属一声过来料理后事，也就结了。
说好的“受贿案”，怎么惊动了锦衣卫呢？因为左光斗“受贿案”是挂在“广宁失陷案”上的，涉及社稷安危，不是普通的受贿案，锦衣卫办案“顺理成章”，并可以直接判决。
当年，魏忠贤被人称作“魏傻子”，知识与智商似乎等于“零”。但那是过去，此时的魏忠贤是一面旗帜，魏党的大旗下有的是高手。杨涟为魏忠贤挖了二十四个坑，左光斗为魏忠贤挖了三十二个坑，坐等魏忠贤往坑里跳，跳完第一个又来第二个，随便落进哪个坑都是一个“斩”。魏忠贤只为他们选了一个坑——锦衣卫诏狱。想出这个坑，那是很难的。
从桐城到京城，缇骑带着左光斗走了三个月。时间有点长，因为沿途左光斗还要会会故旧，包括喝酒。天启五年六月，左光斗被投进锦衣卫诏狱，械、镣、棍、拶、夹棍一齐上，方苞《左忠毅公逸事》里描述的情形就是这么出现的。
遭受种种酷刑，左光斗最终承认收受熊廷弼贿银两万两。
以左光斗的人格、操行以及与熊廷弼的私交，曾参与营救熊廷弼当有可能，但收受熊廷弼贿赂，除了“供述”别无依据。左光斗有“铁骨御史”之誉，不畏一死，为什么在狱中遭受酷刑后即承认“受贿”呢？其实，这是左光斗为魏忠贤挖的又一个“坑”。
作为“广宁失陷案”的延伸，左光斗“受贿案”属于锦衣卫正常的办案范围。依照大明律，左光斗如果仅是“受贿”，即应由锦衣卫诏狱转入刑部狱，交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依法审理，顾大章后来即移交刑部。案件移交，区别极大：东厂、锦衣卫为魏党势力掌控，办案手段特殊，不受三法司节制，几乎没有约束。左光斗本供职都察院，三法司中亦仍有大量东林党成员，且办案程序明确。左光斗若交由三法司审理，不仅自己可以洗冤，甚至可能导致魏忠贤的非法行为被追究。“沉密”，查继佐评价左光斗的这两个字是相当精准的。
“沉密”这两个字，同样也属于此时的魏忠贤。左光斗承认“受贿”只是一个开头，坐实“受贿案”需要“追赃”，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明末的银价有所贬值，以综合购买力测算，两万两银子接近人民币1000万元。左光斗“受贿”数额巨大，本系捏造，左家及亲友多方筹措，仍旧无法足额“退赃”。据《安庆会馆征信录》，为营救左光斗，安庆同乡卖掉了京城的“安庆会馆”，获银二万二千两，帮助左光斗如数“赎赃”。“人赃俱获”，证据链形成，左光斗“受贿案”彻底“坐实”。
魏忠贤会像左光斗预想的那样掉进坑里吗？没有，魏忠贤把那个坑给填了：尚未移交三法司，左光斗即死于诏狱。“生为贪婪之贼臣，死为不忠之逆鬼”，朝廷的圣旨，这样为左光斗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十二、尾声
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在诏狱为狱卒所毙。“东林六君子”中，为狱卒所毙的还有杨涟、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四人。
如东林党人所期转入刑部狱的，只有顾大章一人——他在“东林六君子”中是最清醒的一个，在刑部狱中上吊自尽。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三岁的明熹宗朱由校意外早逝，所育三男二女无一长成，诏立五弟信王朱由检为皇帝，即明思宗崇祯皇帝。
天启七年十一月，魏忠贤上吊自杀，魏党终结。前后仅隔两年，魏忠贤与左光斗殊途同归。
诛灭魏党，崇祯帝朱由检并非出于匡扶正义，明鉴忠奸。明代高度集中的皇权，以分授于内臣、外臣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天启帝偏向了“内相”魏忠贤一边，导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与魏党之间你死我活。崇祯帝呢？权力内外臣谁都别想，包括“内相”魏忠贤的那一份！
魏忠贤倒台，并不为左光斗昭雪的必然。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左光斗继妻戴氏伏阙讼冤。左光斗计有三个妻妾，元配妻子周氏早逝，三十二岁时继娶戴氏，三十八岁时纳十三岁的袁氏为妾。戴氏“生来醇谨，不善事事”，左光斗居官袁氏作伴，戴氏居家侍奉公婆。戴氏进京讼冤后左光斗获平反，南明福王时左光斗获追谥“忠毅”。
左光斗的父亲叫左出颖，左光斗死后家人哭作一团，他端坐桌前一言不发；长子左光霁被株连致死，他一言不发；丧子蒙难老夫人悲痛而死，他一言不发。魏党被诛，左光斗昭雪，八十四岁的左老太公闻讯后一声巨号，溘然长逝。
左老太公悲从何来？不得而知。历史，有时只是一个说法，有时只是一个看法……
徐霞客：孤独的旅行家
《明史》并未为他立传，他却是明朝最著名的人物。不读书做官，也不养家挣钱，一生只为游山玩水，最终跑遍大明的两京一十三省——徐霞客，他走过的是一个怎样的旅途？
一、中国旅游日
5月19日，“中国旅游日”。
中国每年数以亿计的游客，聚焦的多是“长假”“小长假”，留意这个纪念日的并不太多。作为当代“朝阳产业”的旅游，选择一个“代言”也是必需的。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人物中，没有比徐霞客更资深的旅客，也没有比《徐霞客游记》更著名的经典。“5·19”，出处即是《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开篇《游天台山日记》：“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闻此地於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
通篇只有46个字，在经典的《徐霞客游记》中其实谈不上经典。时光流水中，它能显出的倒是几分文字的晦涩：“癸丑”，指明万历四十一年；“晦”，即每月最后一天；“癸丑之三月晦”，亦即公元1613年的5月19日（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三十日）。这一天，徐霞客到宁海游玩，走了三十里地，听说有老虎出没，人命关天，徐霞客选择了住进旅馆。
兴冲冲出门，该看的景点没看着就掉头，对游客来说是件挺晦气的事。《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即是这般旅游气氛。
更为严谨的问题是，这篇日记是不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呢？肯定，或否定，都没有更详实的证据。
徐弘祖（1587-1641），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阴市）人。
徐霞客的故乡在今江苏江阴，《徐霞客游记》中其“首游”地点是今浙江宁海，明代两地路途足有千里之遥，人生第一次旅行即远袭千里？不合情理，当然也不是实情，综合徐霞客的相关史料，至少六年之前他游过太湖，四年之前还游过泰山、北京。宁海只是一个普通县城，北京则是大明的首都，《游天台山记》怎么可能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呢？
徐霞客的习惯，是白天旅游，晚上写日记，终身不改。《徐霞客游记》中收有60余万字，堪称鸿篇巨制。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等，这些具有现代色彩的标签徐霞客当之无愧。但是，《徐霞客游记》并不是徐霞客旅游日记的全部，相关研究资料显示，其《游记》本有二百六十余万言，徐霞客有着更多的鲜为人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