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调研任务，是1999年春天落到苏清晚头上的。

    领导把她叫到办公室，指着墙上的地图：“清晚同志，你去过特区，去过沿海，你知道中国跑得最快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现在你去西部看看，看看中国跑得最慢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看完回来告诉我，怎么让那边也跑起来。”

    苏清晚站直了身子：“好。”

    领导看了她一眼，又说了一句：“这次不是去指导工作，是去学习。”

    苏清晚说：“明白。”

    调研组的阵容不小，有国家计委的、有财政部的、有交通部的、有水利部的，还有几个搞经济研究的学者。

    苏清晚带队，走之前开了个短会，她说：

    “这次下去，不听汇报，不看材料，不搞层层陪同。到了地方，自己走，自己看，自己问。谁要是搞形式主义，我就把他留在那里，让他把形式主义搞完再回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没人敢笑。她知道这种话不讨喜，但她不需要讨喜，她需要真相。

    第一站是新疆。飞机在乌鲁木齐降落的时候，天还没亮。

    同样是中国的土地，深圳的夜晚灯火通明，新疆的夜晚却是满天繁星。

    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发展的阶段不同。她要做的，是找到让这片土地也亮起来的路。

    她没有去自治区政府，直接去了南疆。车子在戈壁滩上开了大半天，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偶尔能看到几棵胡杨，树干扭曲着，叶子灰扑扑的，像是攒了很久的劲才从土里钻出来。

    她问当地的陪同干部：“这条路什么时候修的？”干部说：“六十年代。”

    她问：“有没有计划修新路？”

    干部沉默了一会儿：“报过好几次，批不下来。”

    傍晚，他们到了一个小村子。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土坯房，院墙也是土的，矮矮的，小孩子趴在墙头上，好奇地看着这一行陌生人。

    一个维吾尔族老人蹲在门口抽烟，烟杆是铜的，擦得锃亮。苏清晚走过去，蹲下来：“大爷，您家有几口人？”

    老人看了她一眼：“七个。”

    她问：“几个孩子？”

    老人伸出四根手指：“四个。两个在乌鲁木齐打工，一个在县城开饭馆，一个在家种地。”

    她问：“日子过得怎么样？”

    老人想了想：“比以前好。”

    她问：“好在哪儿？”

    老人指了指院子里的水管：“以前吃水要去河边挑，现在院子里就有水。”

    又指了指头顶的电线，“以前没电，现在有电了。”

    又指了指远处那条砂石路，“以前去县城要走一天，现在骑摩托车两个小时就到。”

    晚上住在县城的招待所，条件很简陋，没有热水，床单洗得发白。

    新疆之后是青海。青海的路比新疆还难走，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他们的车在草原上碾压出两道车辙，草被压倒了，露出底下黑色的土。

    在青海湖边的一个牧业村，她见到一个放羊的小姑娘。小姑娘十二三岁，脸被晒得黑红，穿着一件大人的旧棉袄，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当鞭子。

    苏清晚下车的时候，她正蹲在地上，拿石头在地上写字。苏清晚走过去，低头一看，是汉字，歪歪扭扭的，写着“京城”。

    苏清晚蹲下来，说：“你认识字？”

    小姑娘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认识。”

    苏清晚指着地上的字，问：“你写的？”小姑娘点了点头。

    苏清晚问：“你为什么写‘京城’？”

    小姑娘说：“因为北京有毛主席。”

    苏清晚没再说了，站起来，站在那里，看着小姑娘远去的背影，看着她挥着树枝赶着羊群消失在草原深处。

    青海之后是甘肃。甘肃的路比青海好一些，但水比青海少。

    在定西的一个村子里，她见到了一位打了一辈子井的老人。

    他领着苏清晚去看他打的那口井，井在村东头，井口盖着一块石板，他掀开石板，拿手电筒往下照，说：“你看，有水。”

    苏清晚趴在井口往下看，黑漆漆的，看不见水，只听见水声，叮咚叮咚的。

    “这口井打了多久？”

    “三年。”

    “三年？这口井打了多深呢？”

    “一百二十米。”

    苏清晚愣了，一百二十米，那是四十层楼的高度。她想象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在黄土高原上，一锹一锹地挖，一筐一筐地提，挖了三年，挖出一百二十米，只为了听到水声。

    老人倒是先说：“你放心，有水了，日子就好过了。”

    晚上，她在招待所写调研报告的初稿。写了删，删了写，写了好几版都不满意。

    最后一版，她在报告结尾写了一句话：“特区是中国的翅膀，西部是中国的脊梁。翅膀要硬，脊梁更要硬。”

    小周站在旁边，看见了，说：“苏主任，这句话好。”

    苏清晚放下笔，靠进椅背里，说：“不是好，是事实。”

    西部调研回来后，苏清晚瘦了一圈，黑眼圈也重了。

    征求意见稿发到各部门后，反馈意见像雪片一样飞回来。

    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提了一堆修改意见，有的干脆把稿子原封不动退了回来，附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此事需慎重”。

    苏清晚把那些反馈意见一份一份地看，用红笔在重要的地方画线，在空白处批注。

    赞成的，她画一个勾；反对的，她画一个圈；提意见的，她仔细看，觉得合理的，采纳；觉得不合理的，写批注解释为什么不合理。

    有一个部委的意见最激烈，说西部大开发是“劳民伤财”，“重复建设”，“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苏清晚看了三遍，最后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市场经济不全是市场经济，是人民的市场。人民需要路，就要修路。人民需要水，就要找水。人民需要发展，就要发展。”

    她把那份意见连同自己的批注，一起装进文件袋，让小周送回去。

    报告最终定稿那天，小周打印了三份，用红丝带扎好，放在苏清晚桌上。

    她拿起最上面那份，翻了翻，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最后一页那句“特区是中国的翅膀，西部是中国的脊梁”时，笔停了一下。

    她没有改，把报告合上，递给小周，说：“送上去吧。”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苏清晚坐在后排，听着各部门负责人发言。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提出修改意见，有人沉默不语。

    领导坐在主位，手里拿着那份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看了那一行字，赞同的说着，“人民需要市场，人民需要发展，就要发展。”

    “清晚同志，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比苏清晚预想的还要艰难。阻力不光来自部委之间的扯皮，更来自观念深处的沟壑。

    她最怕的不是没钱，是没人信——不信这条路能修通，不信这片地能养活人，不信日子能好起来。

    她让西部地区各省先把最急需的项目报上来。

    新疆报了公路，青海报了水利，甘肃报了生态，四川报了交通，贵州报了教育，云南报了农业。

    项目五花八门，有的写得详细，有的只有寥寥几行字，有的连可行性报告都拿不出来。

    苏清晚没有批评他们，她知道不是他们不想写，是没人写过。

    她从计委借了几个笔杆子，又在国务院内部抽调了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专门帮西部各省完善项目方案。

    她定了一条规矩——不代笔，只辅导。方案必须是各省自己写的，改可以，但不能替。

    她带着小周跑了十几趟西部。不是每个地方都去，而是挑重点项目去。新疆那条公路，她跑了三趟。第一趟是去了解情况，第二趟是去协调资金，第三趟是去看进度。

    路还没修完，只修了一小段，但她去的时候，已经有工人在铺水泥了。

    协调资金最是难办。财政部那边咬得很紧，说国家没钱，要各省自己想办法。

    苏清晚去找财政部长谈了好几次，每次都磨很久，最后财政部长被她磨得没办法，说了一句：

    “苏秘书长，你是搞经济的，你算过没有，西部那几个省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还不如深圳一个市。你让我怎么办？”

    苏清晚说：“那你就让他们继续穷下去？”

    部长不说话了。苏清晚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说：“不是我要搞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要搞。你拦得住我，拦不住国家。”

    部长叹了口气，说：“你这个人，太硬了。”

    苏清晚说：“不是硬，是事情总要有人做。”

    苏清晚在国务院内部会议上汇报西部大开发进展时，提到了一个细节。

    她说她在甘肃定西见到一位打了一辈子井的老人，那个村子之前是有名的“苦瘠甲天下”，最穷的时候，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现在，那个村子的路修通了，水引来了，年轻人出去打工，留下来的人也能找到生计。